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是陈寅恪晚年为柳如是作传时才完整的提出来,但它准确地表达了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文章洋洋洒洒地描述了文化名人陈寅恪的一生,对研究陈寅恪及其思想精髓有帮助。
连夜阅读完陆键东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于陈寅恪这个名字估计没有人陌生,但对其精神世界与思想源流的解读乃是一个难题。原因就在于其内容的深邃与庞杂,他的研究世界和关注领域无不是别人难以涉及或者走不进去的领域。故此,解读其最后二十年风雨飘摇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一种表面文章。透过那些诗词,这个“以诗证史”的“遗民”晚年世界的悲凉气息有一个大题的把握。作者也无不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由于其最后二十年的历史恰好是从1949年到1969年的时间段。就是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闹剧,从“双百方针”的“大鸣大放”演变成“反右”,从一系列的批判风到“文革”,这些都是那段荒诞历史的印记,而身在其中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如何是人们考察的一个侧面,陈寅恪便在其中。
1949年那个历史的断代时刻,原在北京清华园内的陈寅恪选择了南下。那时,国民党派来的专机先去往南京,陈寅恪搭乘的班机与胡适一道。然后,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岭南大学康乐园内。其时,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正用大手笔笼络高级人才。而偏南一隅的岭南大学也成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家园”,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陈寅恪担任岭南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终此一生。但无人能知这个人最后二十年的凄苦与悲凉,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在五十五岁那年,双目失明,后来,跌断股骨导致膑足,真是成了“遗世独立”的人,而其戏谑自己为“左丘失明,孙子膑足。”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中,其一直没有停止过著书立说,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延续到最后一息。
晚年,陈寅恪的研究可以分为几部分,从《元白诗菚证稿》到《论再生缘》再到《柳如是别传》和《寒柳堂记梦》。至今,人们在讨论的是将生命的重心关注于陈端生、柳如是、李香君三个女性身上到底值不值。尤其是其皇皇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的历史价值到底该如何定论永远是不好处理的课题。其时,陈寅恪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这些著作上,无不是在写自己的悲怆一生,尤其是柳如是。都是出于朝代更替中的“遗民”,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陈寅恪说,“当一种文化衰亡的时候,被此文化所化的人必感痛苦。”或者他自己历经三个朝代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三个历史朝代中苦苦追寻。
那么,在双目失明的条件下,其学术生涯依旧鲜活。而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便成为一个问题。他的成分被定性为“中右”,仍然是“右派”。此时,不能不说得益于一个人的荫蔽,他就是陶铸。此人是军人,历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等职位。他的存在已经得到中央的指示,“陈寅恪不能动。”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故此,陈寅恪在“反右”和“文革”中没有收到身体上的皮肉之苦,但精神和心灵上的伤害依旧存在。在大字报横行的时代里,陈屡屡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他尽管没有受到身体之苦,其学生刘节等人更是代替他接受历次批斗大会的批斗。从党中央当时的决策看,无不具有“将其养起来,做反面教材。”的意图。但这无疑成为另外一种保护其的手段之一。
晚年的陈寅恪需要助理才能完成著书立说,陪伴在其身边的除了妻子女儿之外更多的是那些助教。从冼玉清到黄萱都是如此,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助。估计难以获得晚年的学术成就。再想想,那些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就是她们一句一句誊写出来的,实属难得。但其《柳如是别传》却是其去世多年之后出版,他没有“看”到,可算得上含恨而走的。他在临终前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自己的学生蒋天枢,他没有辜负陈寅恪,其整理出版《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此,对于陈寅恪也算有了一个交代。而就是这些书籍的出版在陈寅恪活着的时候受到巨大波折,以至于“胎死腹中”。
陈寅恪的妻子搪瓷与其一生相依相伴,颠沛流离,可谓夫妻之典范。搪瓷的祖父是台湾巡抚唐景松,陈寅恪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们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是典型的“王谢人家”。终其一生,缘分,屈辱,颠簸,搪瓷没有动摇过。她与陈寅恪有着精神上的交流,而其对陈寅恪的宽容和理解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试想,双目失明的人没有妻子贴心的陪伴和呵护,陈寅恪的精神世界不会会变得孤独和消沉。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假如换了条件,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但她还是选择了照顾陈寅恪,做了一个家庭主妇,无疑这是一种对于陈寅恪的无声支持。
陈寅恪对于新时代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无论是1962的备战还是与印度的战争。对于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敏锐洞察力还是令众人刮目。当其被邀请做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当年,他开出两个条件,“其一,允许中古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谈政治。其二,请毛公或刘公开一允许介绍信,以作挡箭牌。”这在当时无不是表明其“遗世独立”风格的最好例证。也注定了其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他是有机会逃亡台湾香港的,傅斯年当时对其百般劝说。他没有离开。最后,其终生的行文风格无不是可以从其对王国维书写的墓志铭中寻找到答案,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今,这块掩映在庐山之麓的石块无不是对陈寅恪精神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