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腐败，需要一次大的政治改革

腐败，自古有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谚便是明证。

不过，古代的中央政府，不是涉及民愤极大的豪强恶霸，不影响自己的统治，一般不去处理，因为他贪的是民众的钱，又没贪中央政府的钱。其中，也有例外，例如明朝，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从小身受贪官污吏的欺压，他的父母就是被贪官污吏给逼死的，所以从小便对贪官污吏特别痛恨，以至于他当了皇帝，对官吏也是特别苛刻，官俸特低，仅够糊口而已。而对贪官的惩治又特别严厉，不仅是杀，甚至是剥皮示众。即使这样，最后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亡在贪腐上。比如辽东总兵李成梁在他在任辽东总兵后，他和他的部下他们个个贪赃枉法，尤其是李成梁主动放弃辽东六堡800里的土地，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对努尔哈赤的报答，是亡明的重要之举。还有在导致大明帝国和后金政权战略态势发生逆转的关键一战萨尔浒之战中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始终没有和努尔哈赤交战，直至明军失败才默然撤退，后金军也没有发动对李军的攻击，双方配合默契，历史学家也说其中必有蹊跷。这些都是贪腐面前的卖国行径。其实各个朝代的最终覆亡，具体原因虽然各种各样，但追根溯源，最根本的原因却都是因为腐败。土地兼并也好，横征暴敛也好，都是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导致矛盾的尖锐激化，引起战乱。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所以败于共产党，除了指挥的失误等原因外，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国民党政府是在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蒋介石连各地的军阀都是又打又拉，当然谈不上本身腐败的治理，况且他的政府本身也和官僚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何谈治理？只能提倡个新生活运动了。而共产党则不然，它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共产党采取的官兵平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拉近了政府和人民的距离，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致使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都不远万里投奔到解放区，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赢得了民心，便赢得了胜利。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对于党的建设可以说是费尽心血，对于贪腐更是深恶痛绝，他对刘青山张子善的痛下杀手便是明证。后来的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目的也是“反修防修”。当然这些运动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初衷是好的，这也是今天很多人怀念毛泽东的原因之一。他的这些措施确实对贪官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们不敢随便贪。同时，那时的经济条件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象今天这样丰富，社会关系也不象今天这样复杂。现在一个乡镇一年动辄上亿的花费，各种建设，车辆，人员安排等等，比当年的一个县也大的多。

今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2010年8月27日在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深刻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可见中共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腐败的巨大危害性，解决腐败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已经认识到腐败是有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最大危险”！确实是这样。据新闻报道，当下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是最昂贵的政府，每年“三公消费”九千亿下掩盖了腐败的高发势头，四千贪官携四千亿外逃，厚颜无耻的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中衡、铁道部长刘志军等近年被查处，他们都是“台上反腐败，台下争腐败”的两面派高手，王华元的“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许中衡“我讲的都是给别人听的，咱们该咋敢还咋干”；非常讽刺意味的是，在刘志军落马的前一天还在台上对2011年铁路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部署：“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管住自己，对一些敏感事项不乱插手，坚决顶住各种说情、打招呼……领导干部要管好亲属，不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私利；管好下属，有不好苗头及时提醒、敲打；不能干的事情坚决不干，在铁路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引领作用。”这还是一些高官，下面的就更不用说了。可见贪腐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孳生腐败的温床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导致绝对的腐败，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回答黄炎培时说：中国共产党跳出腐败周期律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关键。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如果共产党打不到腐败，就会被腐败打倒；二者水火不相容。但是，今天我们不提倡搞运动，人民怎样才能监督政府？现在的贪官连不敢贪的念头都没有，个个肆无忌惮的贪。你就是采取再严厉的措施，抓一批，关一批，甚至是杀一批，这也只是九牛之一毛，并不解决实际的问题。现在的贪腐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风气，甚至可以说你不贪腐就当不了官，甚至当不成官。在这样的一种风气面前，纪检再严厉，比起朱元璋的剥皮示众，满门抄斩，当然差的远了，不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更不用说杜绝贪腐了。况且纪检是在党委的领导下，纪检抓的贪官都是党委的下属，贪官贪的钱并不是都入了自己的腰包，好多领导都要分一杯羹的，或者说行贿者不是只贿他一个。党委能允许他一包都抖擞出来？查到此为止，余不多及。纪检便不能继续深入了，甚至还要警告贪官说，不要胡说，否则后果自负。

怎么样才能解决贪腐问题呢？毛泽东的办法是“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这就需要一个一个的运动，现在看来这是不行的。胡锦涛强调：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就是说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要使贪官不能贪，贪不成。这便要求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学习西方司法的独立性，比如党委政府的职能分工。现在是司法在党委的领导下，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下，党委不管党，政府不能管政，政府也是一个兵。这怎么说呢？比如所有政府的一切事情，都是党委说了算，政府只是在执行党委的决定。

而党的建设呢？只是发展党员收取党费而已，什么三会一课等等，全是编造，根本不开。就是党的先进性教育，搞的那样轰轰烈烈，也只是开几个会，整点材料，甚至在互相帮助提意见的整改会议上，有的提希望领导注意休息不能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司法独立，要党委管党，政府管政，党政分开，党委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又不能插手政府工作。还有领导干部的任命，政府的职能问题等等，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否则，你纪律再严，制度再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也是人的赌徒心理决定的。在这方面，一些先进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可资借鉴。他们制度的制定，是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首先把人设定为最坏的，一个平民，你即使再坏，也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你杀人放火，一张通缉令就能完事。可是官员则不同，他的能量的大小取决于他官职的大小，比如希特勒，头脑一发热，就爆发了世界大战。所以，首先要限制官员甚至是总统的权力，你能提出建议意见，但没有议会的通过，便不能被执行，各级官员都是如此。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官员都是选贤任能，官员都是道德的模范，是群众的楷模，在制度上对官员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每一级政府的最高长官，是一把手，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官员的任命，政府的大小事情，他一拍板就决定了，他只对上级负责，其他一切可以不管。所以人们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能不使他为所欲为？这能不使所有人对他敬若神明逢迎巴结？所以，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你想不贪都很难。试想，你的权力那么大，那么多人找你求你，你就管着这事，你一句话就能决定这事，你给不给办？人情，面子，金钱，美女，你要什么有什么，你给不给办？这就象（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让一个正常的男人裸睡在一群裸女之间，还要看他如今能持否，实在是比柳下惠的坐怀不乱还要难的多，因为柳下惠也只是坐怀而已啊！这实在也是对官员的一种伤害，无怪乎一些官员被抓了，还要大骂是这个制度害了他。

所以中国要解决贪腐问题，必须有一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彻底解决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集中问题，不解决这个政治制度问题，其他的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