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泄漏，中国咋保障

天有不测风云。3月11日，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里氏9级的大地震，引发海啸，截至17日，日本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583人，9594人失踪，避难人数达38万人。天灾面前，人类应是命运共同体。这对频发地震的中国可谓感同身受，中国人无不对日本遭受人类罕见大地震、海啸袭击的罹难者而哀痛。我赞同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奉献我们中国人的仁爱之心，以此鼓舞日本人民更勇敢地面对灾难的信心和力量。

日本大地震是人类的不幸。如今，更令全球担心的是，大地震造成了福岛核电站出现放射性物质泄漏及反应堆接连爆炸事故，核电站多个机组出现险情，日本首相菅真人要求周边居民避难半径从20公里扩大至30公里，日本站在了核危机悬崖的边缘，世界紧张关注日本核泄漏，担心强震引发核灾难。福岛会否成日版的切尔诺贝利，核危机绷紧全球神经。在紧张注视着一衣带水友邦的中国人，也开始揣揣不安地打量着中国的核能安全，并将对中国的核电站热形成严峻的拷问。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有超过30个国家拥有核电站，总数近500座。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英国是拥有核电站最多的5个国家，其中美国超过了100座。这几个国家的核电已占它们总发电量的20％～30％。日本全国共有18个核电站，正在运营的有55座反应堆，在建的3座，计划建设的11座，在亚洲名列第一，承担全国30％左右的电力供应。而我国目前的核电装机容量只有1080万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1％。这一比例比日本低得多。中国2007年核电发展规划的目标是2020年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现在，中国在建的核电机组就有26台，规模全球第一。可以想见，几十年后的中国将是全球确保核电安全为数不多的主要国家之一。

核泄漏曾留下惨痛的历史回忆。从苏联人1954年建成全球第一座核电站以来，迄今出事的切尔诺贝利、美国三里岛及现今的的日本福岛核电站。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让20万居民被迫搬离，从此以后，美国没有再建新的核电站。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分散到欧洲大片地区，欧洲也一直处于核放射的危险之中，曾造成数百万人受到核辐射伤害，俄罗斯就有一万人死于核辐射，至今让俄罗斯人和欧洲人“谈核色变”，心有余悸。即使日本一度被认为“最安全、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国，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核电站已发生十多起事故。比较严重的一次是1999年9月，茨城县东海村发生核物质泄漏，造成2名工人死亡，辐射范围几十公里，30多万当地居民避难。这次事故相关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已经使用了40年，采用的是基本被淘汰的技术，其间在2006年就发生过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但让民众不满的是，日本核电部门乃至政府部门居然还爆出过为维护自己利益和“安全无忧”形象而弄虚作假的丑闻。

“核幽灵”，在我们这个无所畏惧的人类面前徘徊不散，其阴影一直笼罩在世人的心头，动摇着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念。经过二十多年的“切尔诺贝利的伤痛”刚刚愈合，日本再次上演的“核电站危机”，无疑增加了世人对利用核能的种种担忧。每一次的事故我们听到或看到核电不是设计缺陷就是人为的操作失误，此次，尽管日本“核电站危机”是由于“天灾”而非“人祸”，但人们总是有理由拷问核能利用的利弊得失。

其一是利用核电站，人类60年争议不休，扩建潮总伴随安全质疑。而如今的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世人不得不心存怀疑，核能发展是不是好主意。1980年，瑞典曾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在2010年时关闭所有核电站，尽管弃核大限来临，其核电站尚在运营。可见，瑞典人对它是又爱又怕。瑞士14日宣布暂停新建核电站的计划，并强调安全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澳大利亚总理甚至干脆表示，该国根本不需要核能。

其二德国掀起一轮关于核能发展的巨大争议持续不断，就核电站关闭问题争论了将近十年。德国议会在2010年10月通过能源法案，同意延长核电站期限。即使这样，就在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第二天，3月12日，十多万德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延长关闭核电站期限的决议，认为政府利用核能发电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求政府关闭核电站。德国总理默克尔14日宣布，暂停去年通过的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计划3个月，同时，表示政府将对所有17座核电站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检查。

其三是台湾“核四”安全再受质疑。有人假设，台湾属多震带，若台湾现有核电万一发生辐射外泄，将影响到1029万人的安全，这怎能不让全台湾人民忧心忡忡？而台湾还担心的是，中国大陆正在运转与在建的核电厂多在东南沿海，两岸紧邻，且常同属一个天气系统，一旦发生辐射外泄事件，互相影响几率极高。因而，呼吁两岸应建立核安全通报机制。

其四是万一战争，是否有人会“动”核电站的念头，进行“核威慑”，这不是没有可能。就使用核武来讲，不只美国会使用核武器或核威慑。当年，某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战事不利，当时当政的以色列总理就有此念头想动用核武器来扭转战局，而如今，其他的人未必没有这种想法。“恐怖组织”那就更不用说了。我想，万一战争，核电站无疑会成为战争狂人的一个“人质”，这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其五是如今的地球处于气候暴烈骤变期，地震强度越来越大，海啸也越来越强，原来设想的百年不遇，或许五年或十年就遇上了。这次日本的核电站危机不就是这样吗？古人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人类在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才会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您说，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我们能不“畏天”吗？

随着中国能源消费的增加，核电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也算是热衷于核能利用的国家，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中国的核能安全了吗？国人是在杞人忧天吗？显然不是，国人的担心是有缘由的。

首先，核安全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核电安全高于一切。但令人不安的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事。曾经的苏、美、日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核电国家，但三国都未免于核泄漏，即使我国已运行或在建的压水型核反堆使用了世界最新技术，安全性能远高于出事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但是，我们怎能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关于中国核电“永远不会出事”、“万无一失”的承诺。日本核电站系列事故后，全球核战略进行大规模调整是必然的，我国也应当引起我们深度的思考或必须进行全面的反思，保证我国的核电建设及运行安全可控，保证所有中国的有核设施是安全的，否则，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其次，应该以科学精神来冷静评估我们自己的核电战略。3月12日，我国环境保护官员表示，会吸取日本的一些教训，“但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今有日本核电泄漏，中国真的有独门绝技能做到“万无一失”吗？如此之说，是科学的决策，还是技高一筹？“十二五”期间，中国是要大干快上，急迫之心可以理解，但在确定国家大政方针时，特别是要大上核电时，更要讲理智讲科学，我们应当持审慎严谨的科学态度，任何口号式的说法于事无补。据称，连人口超密集的成都都在准备上核电站，如果属实，真的让人匪夷所思。日本核泄漏能否让我们再次沉思一切，如果大干快上是否会埋下隐患与祸根，导致祸国殃民，不得慎之又慎啊！

核电是整体能源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并不因为一架飞机失事就停止飞行，也并没有因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就停止对宇宙的探索。我们所要面临的是如何避害趋利，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灾难的发生。因而，我们对日本核风险毋需反应过度，但也要适度反应。我们的政府和核电部门应从日本大地震中吸取教训，做到重新进行科学论证，重新规划调整，进行安全检查，制定更加周全的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安全预案，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第三，核电建设政府要有透明度，人民应有知情与参与权，需要全社会来共同讨论，加强监督。中国社会围绕核电安全的讨论，与很多国家相比明显少得多，也从未对发展核电进行过必要的辨论和质疑。除了当年三亚湾核电站建设时，香港有不同声音外，国人在此方面的反应甚少。发展核电一般只在政府与专家层面进行论证与权衡，对核电的核泄漏造成的放射性危害却只是不提，民众仿佛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这显然是政府的责任。在我国，我们有过太多全社会都说差不多话的教训。核能，特别是有可能带来的“负作用”常被气势如虹闪亮耀眼的正面宣传所淹没，听到的是对核电的“歌功颂德”，利好消息，当然也就“被”全体一致所通过。就象药品一样，有厂商在说明书上刻意隐瞒了药品的“毒副作用”，使病人受害一样。特别鉴于当年日本政府与核电站运营者有过隐瞒核泄漏的不诚实表现，国人怎能不担心我国政府与核电部门不会“东施效颦”？

就象福建省在建的福清市核电站，其位置距省府福州与莆田两市都只有几十公里，为人口高密度地区，万一发生辐射外泄，动辄涉及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口。建设至今，当地民众毫不知情或知之甚少，对核安全的相关培训与防护更是闻所未闻。现在，连“海东”——台湾对岸都呼吁应建立两岸核安全通报机制，“海西”的民众又怎能不感到担忧呢？事实上，这样的选址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对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千家万户安全之大事，人民既不知情也未参与，这不能不令民众遗憾。

“祸与福同门，利与害相邻。”日本核泄漏导致世界的紧张与不安，显示出核灾难仍然是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由此来看，希望政府与核电部门增加透明度，特别是核电监管部门肩负着重任，加强整体安全检查，应主动地公布更多的核电所在地的事实真相，让社会、民众和舆论监督保证核安全规则得到完全彻底的落实。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论及核电，想起这句名言，我们真的佩服两千多年前老子的智慧。对核电的核泄漏，人类充满恐惧；利用核能增进人类的福祉，人类充满期待。人类需要在安全和发展之间找寻最佳值。但愿中国能找到一个科学的答案，让国家和人民得到的是福不是祸！

2011年3月17日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