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垃圾”和“狗屎”

（在某文联2011年迎春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今天这个座谈会上说什么“垃圾”“狗屎”，好像与迎春的喜庆有点不合拍，但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少点“垃圾”和“狗屎”，让我们的作者作家多一点社会责任心，我还是决定，就这些恶心的东西，谈谈看法。

有人说，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精品，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精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呢？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是“垃圾”，还有的人说是“狗屎”。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有许多“垃圾”，但不完全是“垃圾”；有许多“狗屎”，但不完全是“狗屎”。在这里，我仅就中国当代文学里的这些“垃圾”和“狗屎”，谈谈它们是怎样成为“垃圾”和“狗屎”的。希望文友们少生产点“垃圾”，小心别踩上“狗屎”。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是“套子里的文学”。就像契柯夫的“套子里的人”，不管她是一本正经，还是嬉皮笑脸；不管她是纯情少女，还是青楼荡妇。他们都是在戴着面具跳舞。读者看到的大多是伪装，而不是真面目。

这“套子”又有几种。

一是伪装。通俗点说，就是“包藏祸心”。这里的“祸”不是名词，是动词。是招祸、闯祸的意思；这里的“心”，指的是思想。就是把作品里想表达，但又不敢表达的思想，用“套子”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除了作者自己，谁也不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最有代表性的写法就是曾经很流行的“朦胧派”和“意识流”。说的简单点，他们是用精神病的思维逻辑或者是密码工作者的思维方法，把一些毫无关联的所谓意象组装起来，或者任意打乱时间、空间顺序，进行混乱思维。其作品，要么是一盆浆糊——朦胧；要么是一个根本没有谜底的谜面。就是这样的作品，还是“套子文学”中的上等货——作者虽然没胆量，但他们是有思想的。他们之所以伪装，是因为害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9年），诗人叶文福发表了一首不加伪装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结果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于是，他学乖了，就写一些加了伪装的诗，如《我是飞蛾》之类。据说当年在评全国诗歌奖的时候，评委们全票通过了《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但由于受到干涉，作协只好把获奖作品换成了他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但叶文福的伪装，是可以曲径通幽的，和后来的那些“浆糊”“谜面”不是一回事。因此，他的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作家诗人的作品，包括一些朦胧诗和意识流作品）不属于“垃圾食品”，而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精品。

另一种是假装。这种作品不仅精神虚无，还思想苍白。他们也玩“朦胧”、“意识流”。但在他们层层包装的里面，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东西，或者干脆什么东西也没有。就像马三立的相声《祖传秘方》里讽刺的：一个人得了瘙痒症，他在街上遇到卖狗皮膏药的，吹虚他有专治瘙痒的祖传秘方，于是就买了一包。回来时，打开红纸包，里面还是红纸包，再打开，还是红纸包，再打开，还是红纸包……当他终于从层层红纸包中找到秘方时，竟是两个字——挠挠。这类故弄玄虚的假装，虽然无聊，但也无害，还可算做“套子文学”里的中等货。

还有一种，他们既不伪装也不假装，他们只生活在自己内心的“套子”里。这类作家的作品，只关注个人的、缺乏社会意义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写作，其实只是他们的私人日记。比如“梨花教主”赵丽华的“梨花体诗”《花内裤》：“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他们不关心别人、不关心社会，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往往是无病也呻吟，有病就癫狂。

再有一种“套子文学”就是那种“套子”。他们专写下半身，或直接用下半身写作。这类文学，源头是古代的《金瓶梅》，就当代来说，发端于《废都》，然后，在网络的帮助下，被卫慧的《上海宝贝》、安妮宝贝的《遗情书》等所谓“先锋”作品推向高潮。《金瓶梅》和《废都》，虽然对性行为做了大量的描写，但这些描写的背后，是作家对社会、对生活的批判和感悟，不是没有道德约束的性刺激。到了《上海宝贝》就成了“没有道德束缚，性就是性、欢乐就是欢乐”（卫慧语）的“下半身”。而安妮宝贝（木子美）则直接用下半身写，把她与多名男人的一夜情，进行真实细致的描写，包括男人们的真实姓名，这就是《遗情书》。她公然宣称自己“有着非常人性化的爱好——做爱。”这种低俗的色情，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一些本来十分严肃的东西，也被勾引得“色迷迷”的。甚至整座城市都在“叫春”——“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比如反贪文学。在文学作品里的贪官，都有情妇，养小三。就是写现实中真实的贪官的报告文学，也全是有情妇的。因为没有色情，他们根本就不去写。于是，就有了“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群女人”的说法。其实，这只是好色的文学给读者营造的假相。生活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贪官是不好色的，或者是没有绯闻的。由于我们的文学过分好色，把本来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当成本质来渲染，而让读者忽视了反腐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制度建设。仿佛没了色情，就没了腐败。这才有了什么“性贿赂”入罪的提议。其实，色和性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任何东西都要有个度，一旦泛滥，就必然成灾。这类作品，在挑战人类道德底线、抛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把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中。这也是类文学沦为当代文学中的“垃圾”中的垃圾的原因所在。

造成当代文学遍地“垃圾”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缺乏正确而有力的引导；二是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过度重视经济发展，忽视了社会文化建设。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除了空洞的说教，没有有力的引导。“低俗、媚俗、庸俗”，“三俗”作品充斥文坛。一些所谓的严肃作家也走向媚俗之途，他们以颠覆制造轰动，以轰动吸引眼球，从而达到赚取金钱的目的。颠覆经典、颠覆英雄、颠覆道德、颠覆传统，凡能颠覆的，他们统统颠覆。“过去文学作品里的英雄全都十全十美，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英雄尽是流氓土匪”。流行的《狼图腾》，其实是在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对公平民主的颠覆；有的电视剧对流氓习气、流氓行为大加赞赏，对品格优良、遵纪守法的人，则加以揶揄讽刺，仿佛只有流氓才能成为英雄，这是对优秀人品性格的颠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颠覆都是不可以的，但“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些以“新潮”“先锋”自居的作家，他们只管颠覆，不管建设。这种既不遵守道德约束，又没有社会责任的行为，是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的根源之一。而社会主流对此不仅缺乏有力的引导，有时还助纣为虐。《人民日报》用“给力”一词，于是，举国上下一片“给力”。党报能放下架子、平易近人，这本来是好事，但遍地“给力”就有“媚俗”之嫌了。

另一方面，一些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漠视“文学就是人学”。他们躯体软，跪着写；他们精神虚，无病呻吟；他们思想无，故弄玄虚；他们见利忘义，低级媚俗；他们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种急功近利和市场一起合谋，绑架了文学的责任和良知。

这样一来，中国当代文学就没来由的分成两大派：纯文学和地摊文学。这些所谓的“纯文学”，因为一味“清高”，要么玩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谁也读不懂的文字游戏；要么写一些不痛不痒、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花草情怀。于是，这些脱离大众、脱离生活的文学作品，就只能在“圈”内相互吹拍，或者在作者的心内，孤芳自赏。这类期刊没人订，这类书籍没人买，这类作家很郁闷——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书，出版社不仅不给稿费，还要自己花钱出，出了还没人买，白送，人家还不一定读。他们就像一个蹩脚的慈善家，自己花钱做了一桌酒席，被请来白吃的人还嫌味道不好，不肯动筷子。他们在用“曲高和寡”自我安慰的同时，集体抱怨读者没文化、政府不支持。而所谓的“地摊文学”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自甘堕落”，怎么庸俗怎么来。色情、暴力、心灵的扭曲是他们创作的主基调。他们往往在“新潮”、“先锋”、“反传统”等旗号下，干着以良知换金钱的勾当。在他们看来，一篇作品，第一页不摸手，第二页不亲吻，第三页不上床就是失败。这些作品，不是说“黄话”做“黄事”，就是说“黑话”做“黑事”。这类期刊有人订，这类书籍有人卖，但这类作家也很郁闷——作品有那么多的读者，为什么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们在用金钱收人自我安慰的同时，集体抱怨传统道德太顽固、当代社会不宽容。

其实，就文学来说，无论哪个极端，都不是正道。

一桌让人无法下咽的宴席，就是营养再丰富，也没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的作品没人读，不要抱怨读者没文化。怪只怪自己的作品脱离群众、脱离社会、脱离生活。你抛弃了责任和使命，就活该被抛弃！

而一桌味道很美，但吃下去就中毒的宴席，同样是有害无益的。这样的东西，吃得越多，受害越重。这类作家也不能抱怨传统道德和社会，你的作品贩卖有毒的精神食粮，读者越多，危害越大，怪只怪自己见利忘义。你抛弃了道德和良知，就活该被唾弃！

文学是人学，她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美好心灵的塑造者，是良好道德的引导者。真正的文学，必须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参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文学作品，不是美容师，不能专以文过饰非为己任；不是私人医生，专为作家个人抚慰疗伤；也不是猫头鹰，专以腐臭烂肉为美味。文学作品需要“曲径”，但“曲径”必须要能够“通幽”，不要给读者一个迷宫或死胡同；文学作品需要平民化、大众化、生活化。但如果一味低俗、媚俗，就会走向庸俗化。真正的作家，必须要走进社会、深入生活；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力关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要与当代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和接受，我们的作家才会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希望我们，都能自觉肩负起文学关心他人、关注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坚守社会道德和良知，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的、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