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签的中国军人

也许是男孩子的缘故，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片”的电影，什么抗日题材的电影，什么解放战争题材的电影啊，多了去了。简单的标准是“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是排名第一的大坏人，汉奸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第二大坏人，笼统的说，国民党（其实也说不清国民党是怎么回事，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就是坏人的代表）则稳坐第三把交椅。

在电影中，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都被塑造的活灵活现，歪戴着帽子，满脸横肉，满嘴“八格亚路，花姑娘的干活”，定格了永远的鬼子形象。近几年，由潘长江主演的《举起手来》，更是让这个东北丑男人丑化日本鬼子到了顶点。中国人仇恨侵华日军，国恨家仇，丑化就丑化了吧，反正距离事实也差不太远，权当自慰解恨了。但是对国民党官兵形象的塑造，却值得商榷。记忆中，第一个正面形象是《血战台儿庄》中的李宗仁将军，知道了国民党也打日本鬼子，而且仗打得还挺大。看了《敌后武工队》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在敌后抗日。其他的国民党官兵形象是长官打麻将玩女人发国难财，当兵的贪生怕死，骚扰百姓，名兵实匪，无恶不作。

上了学，学习了历史，关于抗战，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国军组织了几次大会战，篇幅不长，剩下连篇累牍的是共产党组织敌后抗日斗争。印象中，日本鬼子好像是八路军给赶走的。随着读史的深入，知道我错了，但是，错不在我！

近几天，优酷视频里看了《中国远征军》，十分震撼，虽然没看完，但是感触颇多。电视剧讲述了60多年前，中国远征军出境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关于远征军的纪录片我也看过了。电视剧中塑造了韩绍功、戴安澜、孙立人、杜聿明以及普通士兵的形象，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这是大陆第一次正面的全景观的在影视上表现国民革命军抗战的光辉历史。场面宏大，剧情悲壮，憾人心灵，值得一看。

不论是国军还是共军，在这部戏里，中国军人不再有好人坏人的标签。历史是延续的，不容割裂。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和元勋，无一不是民国的国民，甚至是大清朝的臣民。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领导下，国军就是国家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军队。近几年，中共对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的研究越来越实事求是了，可喜可贺，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负责。

国共两位兄弟在历史合作过，斗争过，即使再大的矛盾也是民族内部矛盾，是谁是老大，谁该当家作主的矛盾。所以，每当看到恢宏的三大战役的战争场面，总不由得长叹一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解放后，粟裕将军总不愿意回忆这段历史，怕也是兄弟自相残杀的血腥记忆还未逝去吧！“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诗或许是将军内心身处痛苦挣扎的写照吧！

记得曾在凤凰网上看到台湾的连环画，画的是“共匪”鱼肉百姓、欺男霸女、共产共妻的罪行，“共匪”的形象除了军服有别，其“丑恶”嘴脸竟然和大陆电影或连环画中蒋军的形象一模一样。颇为好笑，一样的兄弟，成了敌人，彼此丑化对方的技法竟然完全相同。而如今，从连战和胡总紧紧地握手开始，历史又翻了开新的一页。

是啊，一样的战士，而且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分别加入了国军和共军，都各为其主，为代表不同利益阶级而战，他们因为战争就改变了自己的阶级成分了吗？显然不能。这不由得想起当年鲁迅先生和梁实秋先生关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的那场论战了。

梁先生主张：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做“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梁实秋先生说：假定真有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样一种东西，我们觉得这样的文学一定要有三个条件：（一）这种文学的题材应该以无产阶级的生活为主体，表现无产阶级的情感思想，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的实况，赞颂无产阶级的伟大。（二）这种文学的作者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或是极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人。（三）这种文学不是为少数人（有资产的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看的，而是为大多数的劳工劳农及所谓无产阶级的人看的。假如这三个条件拟得不错，我们还要追加上一个附带条件，上列三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成为无产文学，缺一而不可的。但是我们立刻就可发现这种理论的错误。错误在哪里？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

我还是十分赞同梁先生的观点。回顾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一旦贴上阶级的标签，经过严格的政审，自然立场决定了视角，所以，才有丑化彼此的结局，这是心中的小我与大我斗争的结果。

一部《中国远征军》，不但重现了那段悲壮的历史，更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是好样的！

2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