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健康中国”, 提升幸福指数
文章由迎元旦的健康活动说起,引出了健康话题。幸福指数这一概念从诞生起,就受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视,让人民幸福,正在成为中国的一场革命。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国人更看重健康。在中国,健康的增长是逊色于经济增长的,文章指出了影响中国人健康指数提高的各种因素,分析了多方面的原因:“人与自然的不协调,生活环境的污染”,文章分析了我们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这些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食品安全忧虑仍挥之不去”,文章例举了近年来出现的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说明了食品与我们健康的密切关系;代谢综合症泛滥成灾,“心病”超亿,烟草,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不断攀升,农村人口健康状况较差,养生乱象丛生等。对如何提高我们的健康指数,文章提出了作者的建议。文章论述具体,观点明确,逻辑性强。
兔首早春的阳光洒在虎尾寒冬的脸上,在人们穿梭在回首与瞻望的情绪中,弥漫在祈福健康成就梦想的时候。新年元旦,许多国人选择以健身迎接2011年的到来:北京市万名百姓来到八达岭长城进行新年登高,上海市从当日起恢复消失了多年的电台播出广播体操音乐,刚刚举办了亚运会的广州市组织市民万人健步行,福州市千余名冬泳爱好者勇渡闽江……与健康同行,在我们日渐灿烂的梦想里,始终贯穿着追求健康长寿的初衷,与健康休戚与共而成就梦想。“健康”,俨然已成中国人新年伊始最为关注的词语之一。
迎来元旦,春节不期而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元日》生动地描绘写了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景象。春节除夕守岁是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新的一年健康平安吉祥如意。而如今我们带着收获的幸福指数,迈进了笑意盎然、激情奔涌、欢乐喷发的农历新年。
幸福指数,是指人们在某一时期内与其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幸福感的比值。自30多年前不丹国王首次提出“幸福指数”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它。当今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十二五”建议开始大力关注民生,许多省“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文件首次提出了“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这样的新理念。中国社会推动跨越发展,不仅仅是单纯为了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最终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址,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让人民群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的幸福感。毋庸置疑,当今的中国仿佛正在经历着一场“幸福革命”。
关于幸福,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以及不同学科都有自己的注解与说法。幸福的标准是什么?盖洛普公司建立在全球幸福调查列出衡量幸福的五个标准,按照重要性依次是:职业或工作、人际关系、经济状况、健康和社会环境,也就是影响幸福感的五个元素。盖洛普的调查认为,对中国而言,这五个排序又有不同,中国人比较看重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对工作和社会环境带来的幸福感稍有忽视。(210年7月16日《参考消息》)
中国富了,但健康进步不多。据美报载,中国是过去20年间经济成功的伟大国家,但如果用平均寿命这一项最重要的标准来衡量,那中国似乎就不那么引人注目。据世界银行汇编的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8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5.1岁,增至73.1岁。而几乎其他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尼还是伊朗,人均寿命都高于此值,虽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中国。正如(西方)工业革命期间,如今许多中国人离开乡村拥入喧嚣的都市,各地事故频发,肥胖人口上升,污染状况严重。这说明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更好的健康状况。其结论是:中国人健康状况逊于经济增长。(2010年11月25日《参考消息》)
“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首先在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指数。由此来看,中国富了,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国人尤其不幸的是,一种食品的毒化,一条河流的污染,一个药品的滥批,往往导致大批群众健康、生活甚至生命遭殃。幸福指数的提升因健康而打了折扣,同时,迟滞了中国从健康大国向健康强国前进的步伐,究其根源,原因何在?
首先,人与自然的不协调,生活环境的污染,影响了中国的生态文明。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这种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完全忽视了全球生态系统。同时,它在发现新大陆并开拓殖民地时,也把本国的危机统统转移出去,包括环境污染,其结果是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健康与生存。多少年来,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对西方工业文明亦步亦趋,一个曾经长期困扰西方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但是,这种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断扩大投资以及消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据统计,在生态环境方面,我国酸雨面积达30%,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占三分之一,80%的河流以及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浅层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因而,各类环境污染充斥着现代人的生活,这其中不仅包括水、空气、天空、噪音等方面污染,还包括电波、微波、辐射等方面的污染。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差得多,面对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带来的这些“毒副作用”,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不重视环境保护,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将是一场灾难。
就在前几天,有一名从西方回国过春节到医院来咨询我时,我劝他多喝点水。他说,回国后很少喝水,因为饮用水有污染不安全。我开玩笑说,按您这样说,水不能喝,食品不安全,空气也不行,您回国不吃、不喝、不呼吸,能行吗?夜静更深之时,我回忆起这段对话时,我思绪难平。当海外游子回国过年,却不能让他们喝的是纯净的泉水、吃的是绿色的食物、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看到的是生态文明的秀美家乡……而更让我惊诧的是,本月21日北京的上空笼罩的厚雾已“超出”可测的范围,美国大使馆公布的评估报告称,污染已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北京大雾污染,当地政府官员警告民众待在室内并避免室外活动。(2月22日《参考消息》)我对家园污染之重形象受损而感到羞愧,为官员对环境保护不力而感到愤懑,因国人的健康受害之广而感到忧虑,为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投入不足而感到困惑……
诚然,时代正在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我们中国当务之急需加快推进惠民利国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建设,特别是重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工程,应向着“天更蓝、水更清”的方向迈进。我们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以天人合一为诉求,“道法自然”,实现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追求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只要达到此境界,健康中国之花,必然会结出幸福之果。
其次,食品安全忧虑仍挥之不去。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和形象损害最大的莫过于不安全的食品了。在奶粉丑闻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恢复公众信心,实施了多项法律,要让食品安全明显好转。然而,近来的调查显示,约70%的国人严重怀疑食品安全。熟制肉制品、鲜肉、罐装食品和烹饪油位列10大担忧食品之列,不信任水平空前之高。国家食品安全办公室说,去年有13万食品安全事件。在打击“地沟油”活动中,有超过165吨的食用油没达标;在另一次打击行动中,2.7万吨应在2008年就销毁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重新流入市场;用废弃的动物皮革制品水解后以提高牛奶蛋白质含量的“皮革奶”问题;养鸡人为了缩短饲养周期把激素掺在饲料中成为常见现象;给鱼喂抗生素后泡在福尔马林中保鲜已成普遍的做法。由于不法商人与违法企业的原因,而管理者又不到位时,消费者就成了受害者。尽管消费者睁大眼睛,增强了安全消费意识和能力,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之突出,食品链的任何一个部分似乎都不能幸免,假冒伪劣层出不穷,有毒有害食品与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案件屡见不鲜,又怎能防止假酒、脏豆腐、漂白面粉、发霉米线、染色蘑菇、有毒奶制品、致癌烹饪油以及主食大米受重金属镉污染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2月19日《参考消息》)是啊,“问苍茫大地”,谁来挽救食品安全?
食品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由于体制存在的问题,又无法提供严格的食品规章制度和严密的检查制度的安全网,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家还不能为民众提供买得起、有营养和安全的食品。确保食物对身体无害,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前提条件,这应是中国最大的民生福利。诚然,做好“食品放心工程”建设,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政府民生工程的首要任务,同时,无疑也是对政府能力的最大考验。
第三,有迹象表明,我国民众的健康在退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优秀的膳食传统受到冲击,西方饮食方式大行其道,以及环境的污染与生活和工作的重负,国人的的健康状况呈现出退化趋势。作为医生,所见所闻,有太多的故事需要复述,有太多的泪水依然咸涩,有太多的表情难以忘怀,有太多的悲哀令人唏嘘……
其一是代谢综合征呈泛滥成灾之势。我国最新一项研究发现,全国约有7700多万名代谢综合征患者,即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有代谢综合征,且逐年呈上升趋势。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正在把年轻一代引向发病越来越早的歧途。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体重超重或者有超重的危险;许多年轻人患有成年人才有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及痛风;癌症病人正越来越年轻化;亚健康状态为数众多。代谢综合征的四个隐形杀手是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正悄无声息的威胁着国人,我国正成为一个重灾区。
其二是“心病”超亿惹人忧。有媒体报道,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5.6%,物质滥用障碍5.9%。同时,媒体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量在1亿人以上。其实,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有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都列入现代精神疾病学的范畴。精神病症共分两类,一类是精神疾病,一类是心理障碍。心理障碍属于亚健康状态,通过心理咨询和疏导就可以。而重大精神疾病则包括抑郁症、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痴呆症等,必须通过专业的精神和心理治疗解决。民间俗称的精神病(疯子),即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病重症患者,从患病率看,精神分裂症为1%、中国实际有1000万之多。
“心病”超亿显现我国医疗体制以及精神疾病防治的滞后。长期以来,精神疾病已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但并未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精神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方面,公共卫生体系有着太多的欠账。据统计,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医治负担超过癌症,居各类疾病首位。然而,一种如此重要且影响广泛的疾病,长期以来防范和治疗,似乎更多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公共救助机制匮乏,由此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比较普遍的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会上不断伤人犯罪,却无法制止;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许多父母不堪折磨杀害精神疾病子女,或精神疾病患者突然发病杀害家属的人伦悲剧。遗憾的是,对此政府行动迟缓,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改革不力,致使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频发,精神疾病问题之严重,并已经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2010年7月21日《新京报》)去年富士康连续“十二跳”自杀事件以及多起弑童事件等,更从侧面折射出当下一部分中国人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其三是烟草仍是国民健康的一大“人祸”。烟草危害控制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健康的大事。特别是近年来,儿童肿瘤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为此,中国抗癌协会将2008年的第十四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定为“提倡全民戒烟,让儿童远离癌症”,给孩子一个无烟的环境,不让儿童吸二手烟而直接成为烟草的受害者,让他们从小树立起远离烟草、预防癌症的意识。今年1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满5年,然而,中外专家对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中的一些数据表明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我国总吸烟人数达3.56亿,有7.38亿不吸烟的中国人遭受二手烟危害,其中1.82亿名是儿童。归因于烟草死亡人数已达120万(其中33.8%死于40岁~69岁),2020年将达到200万人,2030年将达到350万人,占世界预测烟草归因死亡人数的43.75%,进入烟草疾病负担高峰期,而这无疑将使全社会面临沉重的疾病负担,进一步损害逐步减少的劳动力资源而过早地结束“人口红利”期。
其四是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不断攀升。目前,已知癌症的类型多达200多种,但和绝大多数疾病一样,癌症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大量的癌症是由于生活环境和个人生活方式引起的。由于空气的污染、吸烟、脂肪摄入过多,饮食的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引发的肺癌、乳腺癌、胃癌、结肠癌等癌症的发病率明显增加。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在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每年有62万人癌症患者中,约有20%的乳腺癌、33%的胃癌以及34%的子宫内膜癌等可以通过预防避免。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通过健康饮食、定期体育锻炼以及保持合理的体重,是防治癌症的重要手段。可我们在这方面却显得滞后。
其五是农村人口健康状况较差。报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2009年初在“中国农民教育高层论坛”上提供一组比较数字:2000年全民健康调查发现,城镇的人均寿命是75岁,农村只有69岁;而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农村都大大高于城市。以上数据表明,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较差。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很多政府相关部门虽然很重视农村问题,但他们多着眼于农村经济工作,往往强调的是农民致富职业培训等问题,而对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与对健康教育的指导还远远不够。因而,农村医疗条件差和农村的健康教育缺乏是导致农村人口健康状况较差的主要原因。
其六是养生乱象丛生。大众对营养知识的渴求程度常常令我们医务人员惊讶。养生方面的书籍多年来畅销不衰,许多流行杂志都开辟了养生保健专栏,报纸上定期刊登此类文章,影视广播中也经常播放一些营养与健康的访谈节目。但由于保健市场的混乱,冒牌养生大师层出不穷,面对养生乱象,有关养生保健的真知灼见往往被无数的误导性信息、甚至是有害的信息所掩盖;这些有害信息包括伪科学、流行性的饮食风尚和食品工业的虚假宣传;还有圄于医学科普知识的匮乏……凡此种种,谁敢保证你所学的有关保健知识与所做的养生保健真的能改善自身的健康呢?
第四,目前,中国是一个健康大国而不是一个健康强国,要向健康强国迈进,政府在承担更多健康社会责任方面仍显不足。古代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在科学上进步而在道义上落后,这不是前进,而是落后。”如果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义,我们大概会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而在民生上的落后,我们该如何评价呢?当今中国,经过努力奋斗,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可不少国人觉得幸福感并没有提升,还有一部分人感觉不升反降,这可以说与我国民生问题的突出有关。民生问题成了政府工作的“短板”,也妨碍了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
确保幸福指数提升与经济发展同步,其中改善民生是提升幸福指数的关键,而医疗卫生的保障就是最重要的一环。政府完全可以在公共健康方面大有作为,为民众提供高品质的健康服务,从而有力地呵护公民的健康。检验服务型政府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否有效提供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能否逐步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问题;政府推行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能否逐步做到均等化。同时,公立医院的改革能否达到公立的“回归”,让公立医院真正体现非营利性性质。总之,改革的结果是否达到:看病既不贵,病人得实惠,医院可发展,医护受尊重。但是,医改之路漫漫,国人还须拭目以待。
是啊,关于健康、关于疾病,我们的民族有许多痛苦的记忆。回想新中国之前,中国人民的躯体几乎任由疾病啃啮,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曾压得我们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欣慰的是,新中国六十二年的发展使我们由积贫积弱到繁荣昌盛,由“东亚病夫”到健康大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健康强国,使国人身心健康,让人民延年益寿,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国政府应责无旁贷地吹响“健康中国”集结号。只要坚持政府主导健康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建设“健康中国”,我们的小康生活才能丰润殷实,我们的幸福指数才能不断提升,我们的愉悦快乐才能持久绵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健康强国也就为期不远了!
2011年2月23日星期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