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刘震云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最具有争议的作家。有人说刘震云是当代中国的鲁迅，以自己的笔杆作为武器探索国民的灵魂；有人说刘震云是当代中国的钱钟书，在诙谐幽默的语言中透露出学者的智慧和学识；还有人说刘震云是一位喜欢卖弄文字游戏的作家，故弄玄虚，脱离了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刘震云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作家呢？为什么刘震云小说的创作风格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这种与市场需要和读者需求背道而驰的转变又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呢？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一论讨。

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塔铺》中贯穿全篇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和充满激情的叙述，表达了作者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这也是刘震云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90年代以后，刘震云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知识分子、小公务员等生活在城市的小人物，用黑色幽默的方法、用调侃的语气，不动声色地暴露出人物生活的真实状态，表达了人生的无奈、沉重和艰辛。到了90年代中后期，刘震云的创作风格又悄悄地发生了转变，从《官人》开头“有人亲眼看见了一个大尾巴蛆，正在往厕所对面的会议爬，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尔虞诈的人和在粪堆中蠕动的蛆虫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就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开始引入了现代主义的方法，此后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天下流传》等作品中，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写实手法，通过滑稽嬉戏，荒诞幽默的方式来解构传统的历史，赋予历史以新的含义，并力图通过人的生命形态的观察和拷问，来唤醒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刘震云的创作风格为什么会不断地变化，而且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在90年代商品大潮、物质力量冲击文坛的年代，他却能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地进行写作，脱离市场的需求，脱离大部分读者的审美趣味？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实践活动，倾注了作家全部的意志、情感和心血，包含了很多的内容。（1）首先，刘震云的生活经历以及所走的人生道路与其他作家大相径庭，其创作风格的转变才走上了与众不同的道路。刘震云出生于1958年，正值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时期，接着就是三年的全国自然灾害，大批大批的百姓被饿死，人们食不饱腹，饥寒交迫，幼年的苦难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73年仅仅15岁的刘震云就入伍参军，五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更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复员以后，他一方面在当地的中学当上了民办教师，有了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经历，又正逢全国恢复高考的大好时机，在千军万马争挤独木桥的过程中，他又是幸运儿，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段独特的经历使得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成名作《塔铺》得以问世，这是乡村青年艰难求学的真实写照，这种由人生境遇的差异和社会公正的失衡给这些乡村弱势群体所带来的人生困境，以及早年的坎坷经历无疑是他走上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同时，五年的军旅生活让他过早地走入社会，深刻体会到社会对人的异化，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即使是这批原本纯洁的农村青年也不例外，带有回忆性质的《新兵连》既有作者未泯的情感，更增添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那些刚刚入伍的新兵，还带着青春的稚气，就已经想着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他们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要入党，要提干，要种种荣誉，却又互相提防，互相拆台，结果谁也上不去，受到命运的无情作弄。小说通过李向进、元首、老肥等形象，把中国特殊年月中政治文化对人的迫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也是其创作开始转变的信号，是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一个雏形，但他还是没有完全让权力畅行无阻，他的情感领域还残存着正义压倒邪恶的传统道德，最终给了每位新兵一个应得的果实。由此可见，他写的这批不乏负气、讥讽和沉痛的小说几乎都来自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来自于一种近乎羞辱和自卑的经历。

（2）其次，作家的人生观和审美观也是影响他创作的重要因素。文学创作并不是作家客观地抄录生活的过程，而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能动的实践和改造的过程。刘震云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也使得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观逐渐发生转变。他有过当兵的经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荣华富贵，但这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使他一生受益无穷；他有过复员回家后艰难求学的经历，也有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深造的光荣历史。因此，刘震云既有平民出身的作家所具有的愤世嫉俗的精神，以平民的视角进行写作，又有科班出身的作家所具有的学识和智慧，能够深入地看到社会本质，预测未来。特别是他真正走入社会以后，并未像池莉那样闭门写作，当专业作家，而是成为《农民日报》的编辑，能够更多地接触老百姓，这就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而严峻的社会现实又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他既有忧国忧民的正义感和良心，又有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和挑战精神，并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以个体的存在和感受为出发点，他笔下的小人物常以自嘲、自解、自乐的方式来自我安慰，以此来显示社会对人的异化，揭露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不再刻意树立典型，而以模糊典型，还原生活为美；不再着眼于个体精神的讨论，而是关注社会和群体的面貌。1988年以后，他已完全超脱了情感的束缚。纵观这一时期的《单位》、《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生活总是那么的累，无论是机关还是家庭，都没有了早期小说中那充满着激情的叙述，没有了豪情壮语，没有了壮志豪情，生活早已消解了诗意，磨损了理想，麻痹了心灵，写作成为了一种对生活现象的还原，这与他人生观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经过几年的社会磨练，他少了几分学生时代的那种激情，多了几分饱经沧桑之人的成熟，以平凡的视角关注普通人凡俗琐屑、严峻无奈的生存状态。于是，刘震云对他笔下的人物态度，便由同情而愤懑，由愤懑而抗争，由抗争不得而一同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刘很少自己在小说中评论，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言行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如《一地鸡毛》这个名称恰当地象征了生活的琐碎、凌乱和难于清理。小林一直小心翼翼，却还是成为了权力的牺牲品。在家庭生活中，他也逃脱不了权力之网的笼罩。爱人工作不顺心，因为无权调动工作；家里保姆好吃懒做，却无钱另请；女儿入托困难，因为没有本事弄基建指标：这些难以解决又不能解决的事情，使他悟出了一种活命哲学，要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什么宏图大志，什么理想事业，有道是“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刘震云《刘震云自选集》下卷79－8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这才注意到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流水账式如此触目惊心。那些细节就像洞穿岩石的水滴，把一个年轻人心底的理想、热情腐蚀得干干净净，作为知识分子的小林最终还是妥协了。小说最后写小林的梦，梦见自己睡觉时，身上盖了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小林感到柔软舒适，度年如日，小林终于从《单位》里玩世不恭的大学生变成了《一地鸡毛》中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俘虏。由此可见，社会中权与利的压抑，使人们的精神日渐萎缩，理想与价值荡然无存，这是他这一时期小说的价值所在，表达了现代人生的无价值，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深受社会大环境熏陶的刘震云的人生观正悄悄地发生变化，以更加冷峻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正如《一地鸡毛》中所写的那样，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很简单，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去了，也蛮舒服。同时，他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变化，《塔铺》中那纯洁真挚的爱情已经被逐渐淡化。一方面，以自然为美，写出了生活的本身；另一方面，以空白为美，小说不能仅仅以新写实来概括，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启发读者去思考，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不但看到了人物忙忙碌碌的生活，更能启发读者思考到社会对人的异化。

（3）再次，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使他对现代人的生活彻底失望。在整个社会出现信仰危机的同时，刘震云也出现了对生活世界的信任危机，而且现实主义手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着重于外在社会生活的描绘，很难充分表现出人们潜意识领域中的东西，例如人对物质和权力的天然崇拜、人的自私性等。而这一切又不能明说，否则就会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文艺方针和政策相违背，就只有依靠历史，不得不通过重新解读和解构历史，用当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用文化的视角看待社会现象，以漫画和寓言的表现形式，来对整个民族进行反思。90年代以后，他逐渐从“新写实“无奈、尴尬、灰暗的生活中脱身而出，返身回到了他生活过的故乡世界，其故乡系列小说对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叛和颠覆，是另一种形态的历史，尽管其中情节和人物的虚构很明显，作者有意识地颠倒时空次序，让古人说现代人流行的话语，通过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一体。如《故乡相处流传》看起来好像是一部乡村闹剧，从三国一直写到1958年，第一段曹袁反目本因沈姓小寡妇邀宠，反被上升为一桩严峻的政治事件，结果曹袁在延津拉开战火。第二段朱元璋为徙民，玩生命游戏，大批百姓被杀。第三段慈禧为杀小麻子陈玉成，又死伤无数。第四段，饥荒重又来临，与前几段首尾相映，整个情节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可我们静下来认真思考的时候，不禁感到深深的忧虑，整个社会信誉的危机，道德的沦丧，将人性中恶的一面都引发出来，再现客观现实已经无法渗透到本质，而且不可能让社会所接受，只有通过内在的文化视角，来揭示其中的必然规律，来揭示人潜意识领域中的东西。由此可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历史被赋予一种简单的轮回，对权力的崇拜是人潜意识领域里的东西，历史既是以权力为标而展开的一场既无规则，又无裁判的争夺战。他的最实用的逻辑就是成王败寇，无论多么残忍，无论多么下流，胜利者总可以以正义、神圣等一套套虚妄的说法将这一切巧妙地掩盖起来。人的荒谬在于，总是乐于忘记历史的残酷，乐于相信这一套关于历史的虚伪而又实用的说法，永远昧于理性，永远昧于良知，甘愿沦为历史的牺牲和权力的奴隶，以至于出卖人格，不择手段。历史能告诉人什么，只能让人沉思。同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文化的历史，民间传统的道德、风俗、习惯长期影响着人，形成了人潜意识领域里的东西。如果说，民间文化是海，时代主潮是礁石，海能够淹没礁石，时代主潮也会变形。因此，尽管我们一直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人潜意识里恶的东西不可避免的表现出来，不少所谓

成功的企业家、模范人物往往都是今天被媒体吹捧得上了天，明天就被发现问题，被说得一无是处，其中还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东西，可人们总是不吸取教训，为了一定目的，重复着相同的东西，以至于社会风气总是得不到好转。而刘震云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其中的本质，为了避免政治错误，过于偏激，只有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考，而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积累，读者根本就无法接受这种荒诞不经，嬉笑怒骂的文学作品。

最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为了便于交流与沟通，谈化了语言的语法功能，谈化了文章的层次结构，讲究语言的交际功能，讲究语言的扩展力和想象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刘震云，如最近出版的《一腔废话》就与传统小说不同，后者通常有头有尾，讲究起承转合，读者可以按部就班地读，而写作者却受到了一定的束缚。可这部小说彻底打破了客观时空的一维性，使时间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制约作用，空间也成为一种虚设的人生舞台。作者所有的话语都来自于内心生活的激活，服从于他的主观想象，他所用的语言，脱离了我们习惯意义上的思维方式，让我们重新看待身边的生活，实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归。确实，这些语言来自于卖菜的、擦鞋的、搓澡的，他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不连贯的，充满了趣味，像是在生活的汁液里泡过，可以焕发出无穷的想象力。可以预见，刘震云正引导小说界的一场革命，将提高民族语言的想象力和创生能力。

二、创新是文学的生命

真正的作家除了善于在生活中，在写作实践中学习外，往往都能够克服外在物质世界金钱和荣誉的诱惑，既能够在鲜花和掌声中不迷失自我，又能够在落魄和寂寞中不丧失信心。不是为了写而写，而是把写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来表达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而刘震云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与池莉等作家不同，市场需要什么就转向哪个方向，来迎合读者口味，自己在名利双收的同时，作品也走向了庸俗。而刘震云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来不管读者的口味，市场的需要，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坚持创新，每一部作品都有变化，绝不雷同，这从他的创作过程就可以体现出来。

从题材上看，刘震云早期的作品是一曲乡村道德的颂歌。如《被水卷起的酒帘》的某些情节让人不禁联想到沈从文笔下那些淳朴而又憨厚的乡下人。当憨厚老实的郑四得知青子和杜掌柜对自己有意思时，压抑已久的对异性的爱一下子爆发了，竟没有任何铺垫地向青子求爱：“你要我娶你吗？”青子这年轻的寡妇，腼腆的人对他这粗鲁的求爱方式没有发怒，只是红着脸，点点头，就转到后面去了，这充分显现出乡下人的自然和淳朴，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只是小说还有明显的编故事的痕迹，男女主人公从相识到相聚到离散，似乎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他改变了其创作方式，在创作上由他叙转为自叙；从内容上，由现实转向个人记忆的历史。在《塔铺》里，人们听到的是另外一曲乡村道德的颂歌，深爱着我的乡下少女李爱莲，为了生存，被迫嫁给村里的暴发户吕齐，但最终想的却是“你是带着咱两上大学的，无论天涯海角，是享福还是受罪，生生死死都要痴痴相守，这充满感伤气氛的爱情故事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他将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写得真实感人，其中的情节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客观地说，这是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创新含量少，故事痕迹明显。此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又将题材转向了城市，转向了小公务员和中下层官员。《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在生活和权势的双重压迫下，放弃了以前的远大抱负，放弃了以前的自我信念，放弃了对乡村灵魂的坚守，甚至在无奈之中还有负于小学老师的师恩，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查水表老头的贿赂，走上了腐败之路，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早期小说中故乡人得那种精神已经在城市文明的腐蚀下破灭。可以说，刘震云开创了中国反腐败小说之先河。如果说，当今最走红的王跃文、周梅森等人仅仅把反腐败的焦点对准上层干部，仅仅只写了上层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尔虞我诈的表面现象，而刘震云则将视角对准了上至机关的布局级干部，下至扫厕所、查水表老头的整个社会群体现象，对准了我们身边的人，社会这个大染缸腐蚀了人们原本纯洁的心灵，就连3岁的儿童也不能幸免，看着其他的孩子都给幼儿园的老师送礼，而自己的女儿没有给爸爸妈妈送礼，整天闷闷不乐。后来，当找到问题的根源后，3岁的女儿清早爬起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看了这些情节，实在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刘震云看问题真是入木三分，将腐败的根源和本质淋漓尽致地读者眼前，让人不得不深思。他此时的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他的深刻反衬出王跃文、周梅森等人的肤浅。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单位》、《一地鸡毛》等新写实主义的作品已经显示出它们的局限性，其语言非常节制，一句是一句，非常理智，容易把话说透。如小林总结出来的人生哲学，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者倒霉受罚。很明显，这种语言一方面影响其想象空间；另一方面，遇到一些带有敏感性的政治问题时，就不方便表达了。90年代以后的故乡系列小说又是他创作过程中的大转移，将关注的视角集中到人得潜意识中就存在的一些东西，如物质崇拜和权力崇拜，而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就无法完全表现这些东西。在故乡系列小说中，他明显地增加了视点的多样性和叙事的虚构性。如《故乡相处流传》是以汉末、明初、太平天国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四个历史阶段为背景，人物张冠李戴，分别出现于不同的历史场景中，起初看起来十分荒诞，但经过仔细思考，竟发现历史竟然有惊人的相似性，共同的文化孕育出人们精神上相通的奴性基因，做奴才时，总是忍辱负重，惟利是图，像狗一样活着，一旦自己做了主子，就会慢慢地进入角色，变本加厉地压迫下面的群众。作品无疑是历史与现实共同的产物，这种叙事结构的处理显然增加了历史的容量。与此同时，它也丰富了我们审视历史的眼光，增加了作品的层次与逼真感，发掘人物内心世界达到新的深度。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刘震云又一次敏锐地感受到新的时代潮流，同时意识到写作手段与精神追求、文学创新与消费需要要达到统一非常困难，又开始了新的尝试，90年代所创作的故乡小说开始转变，新历史小说又向一种新的写实小说回归，在《一腔废话》中，他的语言完全来自下层百姓的口语，其语言已经高度自由化，而且完全混淆时空观。

从语言方面看，刘震云早期的小说显得清新、自然、流畅，如《塔铺》中已经出嫁的李爱莲含泪为我送别的情景至今令人过目难忘。“哥，上了大学，别忘了，你是带着咱两上大学的……不管干什么，不管到了天涯海角，是享福，还是受罪……这充满着凄伤的纯洁爱情实在让人感动。但是，生活的严峻，粉碎了他以前的人生观，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1988年以后，他在《单位》、《一地鸡毛》、《官场》中又采用了黑色幽默的手法，这是在社会转型、价值迷惘和信仰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一方面，表现世界的荒谬性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性，如小李白的一段精彩对白就反映了这一问题，“现在普天之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荣华富贵”。（《刘震云自选集》下卷11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一方面，进行冷嘲热讽，表示绝望的抗争。《一地鸡毛》中小林主动给老婆想办法调动工作，没有办成，却因为沾了领导小姨子的光，而解决了工作难的问题：小林求人让女儿进好幼儿园，没有成功，却因为“印度”家庭意外帮忙而遂了心愿，社会的不公平让他对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事感到龌龊，但又不得不放弃理想，丢掉自尊，接受这无情的现实。不得不自我安慰，在好的幼儿园里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里胡混强啊！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啊！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他转向故乡系列小说，其语言又转向了超现实主义，强调下意识写作，故意让古人说现代流行的话语，故意挪用政治语言，造成了语言的杂糅，语义的粘连，使得原来的语义被改变，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如《故乡相处流传》中：“这里朱元璋翻了脸，说个人苦乐，不能影响事业和大局，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皇上，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个人的真实目的，欺骗老百姓。这样，小说突破了常规的模式，故意通过时序颠倒、象征隐喻等手段，在嬉笑怒骂之中通过漫画和寓言的手法，表现了作家对整个民族的反思，表现出文化对人得异化。21世纪以后，他又转向了荒诞派，小说语言的荒诞色彩更浓，时间和空间完全颠倒，大胆的夸张、直喻和象征比比皆是。虽然，绝大多数读者生活积累和文化积累有限，无法接受这种创作风格。但他还是不顾市场效益，不顾经济利益，甘愿忍受孤独和寂寞，将写作当作自己的生命，坚持创新。事实证明，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也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随着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文化素质的加强，他的这种创作风格一定会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在10年或20年以后变得家喻户晓，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

三、情系故乡眼观未来

刘震云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挑战自我，不断地创新，始终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一种正义感和使命感贯穿于其创作过程的始终。

从情感态度上看，他出自于中原大地，看多了种种天灾人祸，种种人生苦难。因此，他对故乡总是十分关注，创作个性总是源于乡村记忆和时代语境的相互激活，创作中总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故乡情怀。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故乡的情感为触发点，《塔铺》中融入了作者早年的人生经历，《新兵连》写作的动机是源于故乡一个好友要攻读马列而被认为是疯子，最后成为杀人犯，《故乡天下黄花》是写一种东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历史更替。一些与故乡没有直接关联的作品，表面看是写城市的，在内在情感的潜流上，也与故乡有很大的关系。如《单位》中的主人公小林虽是一个国家干部，确实一个夹杂在城乡之间的灰色人物，在一连串的人生故事中，他发现自己仍是一个失败的“局外人”。用小说中的话说，“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让人掀开看看羞处，让人仍不忘记你是一个农村人。”（刘震云著《刘震云自选集》下卷12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另外，刘震云还常常采取反讽的手法来寻求精神的胜利和心理上的平衡。反讽就是反身自讽的意思，是用来传达与文字的表面意义迥然不同的内在含义的说话方式，把自己作为嘲弄的对象。在新写实主义作品《单位》、《一地鸡毛》中，主人公实实在在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面对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自己的反抗是无能为力。如《一地鸡毛》中，作者故意设置了几个小林处境相对不好的“时来运转，柳暗花明”的情节。自己没有本事，孩子也跟着受欺负，没有想到孩子进幼儿园，也是为了给家人陪读，真是有损自尊啊！可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够像阿Q一样自我安慰。在后来的故乡系列小说中，他继续将这种反讽手法扩大和深化，通过滑稽嬉戏、荒诞嘲笑的方式对人类自身进行嘲讽。特别是《故乡相处流传》中有四个时段，时间不同，剧情依旧。统治者总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自己的统治，被统治者的奴性一直不变。

从审美追求上看，刘震云就是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让文学表达我们的情感、情绪和回味，让文学表达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针对当前文学的现状，快餐文学充斥整个市场，现代媒体的发展又把文学的空间压缩得越来越小，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强，刘一直追求的就是小说的生命力。

首先，它的作品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所表达的主题古今都是适用的，如故乡系列小说中，可谓是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相似，历史竟然有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开头那一段，以脚气臭水象征着权力的崇拜，通过我给曹操捏脚所引发的故事，仅用几百个字就深刻准确地勾画出千百年来人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对权力的崇拜，虽然各个时代表现的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刘震云通过喜剧化手法，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这才是大作家大手笔。

其次，他的作品总是追求创新，总是以敏锐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的种种现象，分析事物可谓是入木三分，总是高瞻远瞩，具有对未来的预测力和洞察力。如80年代末所写的《单位》、《一地鸡毛》就开了中国反腐小说之先河，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动声色地将腐败的根源展现在读者眼前，将王跃文等人所要表达的东西提前10年就揭示给读者，而且看问题更加深刻。同样，故乡系列小说以及后来的《一腔废话》也是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是写给未来的人看的，自己得不到任何名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愿忍受曲高和寡，无人理解的痛苦，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企图唤醒麻木的中国人。

再次，刘震云引导了中国小说语言的革命，拓展了汉语的想象力。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存在很大的区别，特别是书面语，受种种词汇规则、语法规范的制约，还缺乏想象力。而口语比较随便，没有任何制约，往往都不是连贯的，随着思维的方向而使语言随口而出，即使是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中都有不同的含义。而刘震云故意将古今语言杂糅，让古人说现代人的话，说当今最流行的话语，使历史和现实，行为和语言，思想和情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语言具有更多的象征意味，不再被说尽说透，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在《一腔废话》中，这种表现更加明显，作家的语言都来自修鞋的，卖杂碎汤的、卖肉的，语言显得不是很连贯，给人一种无头无尾的感觉。而且，小说中五十街西里、水晶金字塔都有极强的象征意味。

总之，虽然刘震云的创作还有种种不足之处，如过于漫画化、语言晦涩难懂等，但评论一位作家的标准并不是其作品的市场效益，而在于他的创新，他对文学史的贡献，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他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勇气，需要他这种不图名利、甘受寂寞，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我相信经过一段峰回路转的跋涉，刘震云一定能够攀登上新的艺术高峰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