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保安的北京男子和李启铭是怎样炼成的

据京华时报报道，去年12月28日晚，在北京五棵松华熙乐茂太平洋百货东门，一名年轻男子猛踢趴在地上的保安，揪其衣领拖行了两三米，嘴里大喊“我家是国家安全局的”。有网友将现场情景拍成视频，并配上文字，制作成帖子，名为“亲眼目睹北京版李刚门”，放在了网上，帖子被疯狂转载，并引发大量跟帖。看到这则新闻，笔者颇有感触。

网友发帖时把他看到的情景称作“北京版李刚门”，这就表明他看到的这个事件与去年10月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的交通肇事事件有着某种相似性。把两个事件拿来一对比，确实有明显的共同点，暴打商场保安的那名“年轻男子”官二代的身份及说话的态度、口气与“李刚门”中的李启铭几乎如出一辙。类似的事件绝不止这两起，但仅有这两起事件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存着问题。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都离不开道德，都有自己的文明，没有规则意识、不讲公德、举止粗鲁的人在任何社会都不会受到欢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都是这个社会的不合格产品。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不合格？他们并不是天生如此，刚生下来时，他们也是白纸一张，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显然与我们目前的教育有关。

如今，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但不管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公平，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在其成长过程中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与普通孩子比起来只多不少。从规律上说，教育质量与拥有优质资源的数量是成正比的，可规律到了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身上怎么就不起作用呢？

有记者把“李刚门”现象归结为“权力张狂”，从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的表现来看，他们确实倚仗了家庭的“权力”，并且确实很“张狂”。但这种张狂并不是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结果，而且，从事后的情况看，他们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太张狂。这就说明，我们的教育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我们的教育进行一下具体的考察，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想山东那位“坚强妞”，即使换成男孩也绝对不可能长成像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那样性格的人。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特别是在城市里，年轻人大多家庭条件优越，他们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他们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所在家庭的宝贝，父母对他们珍爱有加，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宝贝们，自己并不需要做什么，父母能为他们创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宝贝们的成长就与社会失去了联系，他们不太可能关心这个社会，他们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能满足他们需要的他们的父母，而一些拥有权力或者别的资源的父母还能办成许多别的父母无法办成的事情，当然更是英雄。这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官二代”、“富二代”很少经过挫折，难以体验什么叫艰难，他们可能也会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类的诗句，但却无法真正理解工人农民的劳动与生活，他们的言行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何不食肉糜”之类的感叹。一个不关心社会的人来到这个社会，他的言行将会怎样，人们可想而知。想到这一点，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的言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的言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丛林法则”痕迹，这样的痕迹也不难从我们的教育中找到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重视的是生存教育，家长沤心沥血孜孜以求的，学校期盼的，都是要我们的教育对象在将来生存得更有保障，我们的课内课外教育都围绕着这个目的来进行，可是就在这样的追求中，我们几乎忘记了我们的另一项任务：生活教育。幸福离不开生活，由于忽视生活教育，我们的教育就只传授生存的程式和技巧，这样的教育越发展，人们离幸福就越远。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所处的家庭环境显然优于一般家庭，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人们从他们盛气凌人的言行中也感觉不到他们内心有什么幸福可言。由于在生活中体验不到幸福，他们的言行就只能体现为生存搏杀。

仔细揣摹一下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的言行，我们还可以读出我国文化教育的轨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们的目光转向了国外，我们逐步与国际接轨，我们拼命学习英语，我们把躲在英语背后的个人主义和权利当作香饽饽，而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糟粕抛在脑后。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大学教师、我们的精英、我们的教材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进行宣传教育，结果是每个人都很看重自己的权利，而对他人的权利、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却很健忘，“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被遗忘，“无讼”的理想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无穷无尽的资源争夺战、利益争夺战，甚至为一元钱而屡上法庭也成为值得效仿的榜样。打人的“年轻男子”和李启铭的言行正是这种教育的结果，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片面强调外来文化的某些观念，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由此想到《三字经》在一些地方被删节的报道，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