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贬三等”说起

闲读《三国演义》，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思考。

诸葛亮一出祁山讨伐中原，赵子龙力斩五将，攻城拨寨，智收姜维，骂死魏军军师王朗，破羌兵，可以说所向披靡，然最终由于未按先主之嘱（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错用马谡，丢失重地街亭，前功尽弃，全盘皆输，无功而退。孔明自作表文，呈与后主：“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旌钺，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后主于是下诏，把诸葛亮由“相父”贬为右将军。同时诸葛亮还“布所失于天下”，让大家知道自己的错误与过失，从中吸取教训。好一个“请自贬三等”，好一个“布所失于天下”，今读之，为诸葛亮这种反躬自省，敢担其过，敢于面对蜀国上君下民的高尚情操而敬服。

又说曹操为报张锈杀儿、侄及大将典韦之恨，自许都亲统大军赴南阳讨伐张锈。此时沿途麦子已熟，操乃下令：“方今麦熟之时，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然操在行军中，所乘之马因受鸠飞之惊，而窜入麦中，践坏一大块麦田。操即唤行军主薄，拟定自己践麦之罪，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后郭嘉及众将以《春秋》之义劝之，操方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并使人以发传示三军：“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好一个“割发权代首”，好一个“使人以发传示三军”。今读之，深为曹操治军严明，不护己过，敢于承担，敢于暴露的操行深为感叹。

诸葛亮用执法严明、严于律己的行动践行着他提出的“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的治军之法；用自己的言行举措不折不扣地实践着他倡导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曹操用“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的自问，维护着法律的尊严，维护着诚信的品格，最终达到“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的治军效果，也必然赢得天下百姓拥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圣贤，在一生中也会犯错，也会出现不能尽善尽美的地方。百姓有错，影响个人，高官有错，影响数人，而执法者有错而放任，则会影响世人。

古今刚直不阿、执法严明者不乏其人，然能像诸葛亮、曹操这样的执法者对自己过错不能容忍，对自己毫不留情的依法从严处理，并昭告天下者，实属罕见。正因此，他们用超忽常人的勇气和魄力，表明了他们对信仰、对原则忠贞不渝的坚守，对依法从严治军的无限忠诚，对任何践踏法律行为都不能容忍的坚定决心。

任何法律都是严肃的，弱穴之处即在执行环节上，执法者就是法律的代言人，严格地执法能够维护法律的权威，增加自身的威严。而执法者只要稍一松驰，就会亵渎法律，就意味着徇情枉法，就会纵容违法者，就会丧失人们对法律权威的信任，在践踏执法者自身的同时，会埋下作乱社会之根。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立身，欲下从者先其诚，欲下严者先正己。诸葛亮和曹操两名军法威严的主帅用严格的自律，用至公至诚之为既赢得了民心，又严明了军纪。他们坚守了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诚信，用他们的高风亮节，用他们的大气度树立起了顶天立地的人格。这大写的“人”字是一面旗帜，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承诺，是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他们在法规面前对自己是无情的，正是对自己的无情才表达了对广大百姓的深情。

今之执法者，宜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