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透视毛泽东（3） 代表与被代表

代表与被代表的问题，就是专制与民主的问题。我老曹作为一名农民工，一个社会的底层人士，对这个问题可不能不关心。所以，我就试图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也分析一下我们中国的民主状态，探寻一下我们中国的民主之道路。

第一节代表的本质

在当今社会，代表一词是个热词，比如人民代表呀，工人代表呀，农民代表呀，运动员代表呀，等等等等。

很多人也喜欢代表别人，张口闭口就是我代表谁谁谁。

其中，有代表个人的，也有代表组织的，也有代表政府、代表国家的，甚至还有代表外国的。

而在这众多的代表中，也有人觉得自己被代表了，甚至还有人为此发出了强烈的呐喊，进行了强烈的抗议。

那么，这个代表是件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代表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喜欢代表别人？而有些人也喜欢被代表，有些人却不喜欢被代表呢？

老曹喜欢搬弄《易经》。而从《易经》当中，老曹就发现了一些代表和被代表的情形。这里晒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大家知道《五行图》吧？知道《五行图》中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吧？

那么，你知道这《五行图》的真正涵义吗？你知道这《五行图》的“相生相克”是怎么回事吗？知道为什么“土生金”、“火克金”吗？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比如说，你和你老婆，谁强谁弱呢？

强者，金也；弱者，木也。

而你们为什么要结为夫妻呢？

当然是相互需要呀，当然是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价值呀。

而强者的价值就是水，弱者的价值就是火。

你们结为了夫妻，组成了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土。

其它的就不说了。

单说这“土生金”，“火克金”，它们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土，就是你们的家庭。它包括了你们的一家人，甚至还包括了你们的财产或者债务。金，本来是表示强者的，在这里就是表示你们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就是表示你们这个家庭的代表。

在没有组成家庭的时候，你们自己代表自己。而组成了家庭之后，遇到有些事情，不可能你们一家人都一齐上阵吧？你们必须要派个代表去。

那么派谁呢？当然是派能力更强的，能够不辱使命，长我雄威的。所以，强者金，就成为了代表。

因为金的代表身份是在有了家庭之后才取得的，所以就是“土生金”。

当你们家庭关系和谐的时候，这个代表由谁做，肯定是不在话下。代表者愿意代表，被代表者也愿意被代表。但是，当你们法庭上见，闹得要离婚的时候，谁还愿意被谁代表呢？所以，就有“火克金”。

火，就是弱者的功能与价值，就是被代表者的功能与价值。金，就是强者，是强者的代表身份。“火克金”，就是弱者利用自己的功能与价值去否定强者，否定强者的代表身份，不允许他（她）代表自己，不允许他（她）代表这个家庭。

我们再看一看《八卦图》，她里面也有代表与被代表；也有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团结与斗争。

《八卦图》有“先天伏羲八卦图”和“后天文王八卦图”，这两个图当然各有各的涵意。但是，她们都是由相同的八个单卦组成的。

我们就不管什么“先天卦”与“后天卦”了，只看看八个单卦是怎么回事吧。因为，这里面就有代表和被代表。

按照事物的产生、发展、辉煌、衰退、灭亡之顺序，八个单卦的顺序应该是，坤、艮、坎、巽、乾、兑、离、震。我们就来根据这个顺序分析一下她们的含义，并且探寻出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关系演变过程吧。

第一个，坤。坤的卦象是由三个双线符号（阴）分上、中、下三个位置组成的。三个位置呢，上位表示强者，下位表示弱者，中位就表示由强者和弱者所组成的“政府”。“政府”你懂吧？就是大家的代表。三个双线符号（阴）就表示三方都没有变化。《八卦图》里面一共有两种符号，双线符号（阴）和单线符号（阳）。双线（阴）在里面的具体意思就是没有变化；单线（阳）在里面的具体意思就是有变化。那么，这上、中、下三方都没有变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家庭还没有组织起来，市场还没有开张，事物还没有产生，当然也就没有“政府”，没有代表，各人只代表各人。

第二个，艮。艮的卦象是上位为阳（变），中位和下位为阴（不变）。这个意思就是说，强者已经显示出了能耐，想要当大家的代表了。只是，这个代表还没有当上，因为对方还没有表态，他们的“政府”还没有形成。

第三个，坎。坎的卦象是上、下两位为阴（不变），中位为阳（变）。因为中位为阳（变），表示他们的“政府”产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家庭形成了，市场形成了，强者和弱者各归本位了。不过，这时候他们的“政府”可以代表大家吗？价值决定地位。在一个强弱显著的组合中，“政府”恐怕只是名义上的代表，真正能代表大家做出决定的，恐怕还是强者。

第四个，巽。巽的卦象是上、中两位为阳（变），下位为阴（不变）。因为强者只有变弱，弱者只有变强，而这里，弱者没有变强，强者却变弱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强者还是强者，但是地位降低了；弱者还是弱者，但是地位上升了。因为强弱差别缩小了，所以“政府”具有调节功能了，“政府”的代表身份可以实至名归了。

第五个，乾。乾的卦象是上、中、下三位都为阳（变）。这个意思是说，强者变弱了，弱者变强了，而“政府”的代表身份也发生质的变化了。因为对立统一的双方势均力敌，它这个政府正好大权在握，这个大权，就是它的代表权。

第六个，兑。兑的卦象是上位为阴（不变），中位和下为为阳（变）。因为弱者还在变强，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已经变弱的强者还在变弱，已经变强的弱者还在变强，而政府的代表身份因此开始发生了动摇。

第七个，离。离的卦象是上、下两位为阳（变），中位为阴（不变）。这个意思是说，已经变弱的强者连被代表的身份也失去了，它被开除出“国籍”了。而既然对立统一的双方有一方被开除“国籍”，那这个“国家”还存在吗？这个“政府”还存在吗？只有原来的弱者，地位在继续上升，在代表着一切。

第八个，震。震的卦象是上、中两位为阴（不变），下位为阳（变）。这个意思是说，死去的无需再死去，上升的可以继续上升。

从《八卦图》中所显示的代表与被代表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代表，实际上就是一种地位，是一种权力，是一种权利。而当前的一些违背别人意愿强行代表别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专制行为，是一种强行夺取别人权利的行为。而被代表者的不满与抗争，则是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是对民主的追求，是其民主精神高涨的体现。

事实上，专制者迷恋专制，民主者追求民主，这一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这里，我老曹也想抒发一下自己的想法。

第二节 东西方民主的差别

因为中国自身没有民主的概念，中国现在的民主概念是从西方泊来的，所以，就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认为中国需要从西方引进民主，需要接受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

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想一想？民主的本质是什么？

民主的本质是争取权利，是权利的失去者向权利的夺取者索回自己应得的权利。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弱者向强者的抗争是什么？那些都不是民主吗？如果那些都不是民主，那么，你又能够给他们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不能说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是有自己的民主的，只不过中国只有自己的民主精神，没有自己的民主概念。只不过中国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形式和西方的不一样。

而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形式，是由各个民族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的。

我们可以想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与西方人是显然地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对于时间是怎么表达？是“某年某月某日”；而西方人呢？是“某日某月某年”。我们中国人对行为动作是怎么表达？是“中国制造”；而西方人呢？是“制造在中国”。

中国人和西方人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中国人是从大看到小、从整体看到局部、从过程看到细节；而西方人是从小看到大、从局部看到整体、从细节看到过程。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区别。

而从思维方式的区别，就导致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区别。中国和西方的文字起源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到现在，中国是上下左右均匀搭配的方块文字，而西方是由字母前后组成的条形文字。这就是中国人侧重于整体意识，而西方人侧重于个性意识的结果。中国人讲究整体协调，西方人讲究个性突出。中国人讲究温良恭俭让，而西方人则以自我为中心。

走进埃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亘古通今的狮身人面像。这实际上就是西方人古代的图腾。她说明西方人崇拜狮子体魄的强劲，而欣赏自己智慧的无敌；她表明了西方人的自信。

而中国人的图腾是龙。龙的原型是蛇，又高于蛇。她能上天入地、千变万化、主宰一切。而蛇的无声无息，弯曲前进，正好和中国人的平和委婉的性格相吻合。这说明中国人是把自己看作是蛇，而又不满于蛇的平凡，希望自己高于蛇，能够上天入地、千变万化、主宰一切的。这表明了中国人的不自信。

当然，自信与不自信，只是表明东西方由于认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处世态度的不同，并不能说明东西方智慧的高低与优劣。

由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导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处世态度不同，行为方式也不相同。

中国人解决问题是委婉的，西方人解决问题是直接的；中国人是衡量整体的得失，西方人是追求眼前的利益；中国人是讲究“均贫富”，西方人是崇尚“争自由”；中国人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西方人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的老百姓遭遇委屈，就是选择上访，跪大街，尽量追求外援，亲朋好友齐上阵，这实际上是一种原生态的集体主义；而西方的老百姓遭遇委屈，就是选择打官司，个人决斗，他们不会乞求旁人的怜悯，显示出坚强的个人主义。

由于民族精神，社会生态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的民主形式就不一样。中国是集体主义的民主，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而西方是个人主义的民主，是人人追求表达的权力，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力。

那么，西方的个人主义民主就是“普世价值”的吗？中国的集体主义民主就是没有价值的吗？我们中国民主就是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吗？

民主的精神是脚，而民主的形式是鞋。鞋的形状要符合脚的形状。各人的脚要穿各人的鞋。拿别人的鞋往自己的脚上套，那合适吗？

虽然中国目前的民主不尽人意，很有再思考的必要；但是，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什么尽善尽美的东西。我们就拿美国的对华态度，来说一说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吧。

由于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不同，美国的统治阶级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民众说出中国的好来。而由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就导致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敌意。使“敌视中国”成为美国的“民意”。在这个“敌视中国”的“民意”之下，以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就每每都以“敌视中国”作为自己争取选票的筹码，竞相承诺当选之后要如何如何中国。但是，一旦当选总统，这些承诺要么大打折扣，要么干脆随风而去。因为，中美关系是由双方的实力决定的，是由双方的利益关系决定的，不是由美国的“民意”决定的，更不是由美国总统的选战承诺而决定的。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们的选民做着这样虚伪的承诺。

从美国总统选战承诺的虚伪，我们看不到美国民主的虚伪吗？

中国需要改造自己的民主，但是，中国不可能接受西方的民主。西方的鞋，是不适合中国的脚的。

就让我们上下求索，探寻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民主之路吧

第三节 中国民主的历史进程

所谓民主，就是被支配者，向支配者争取更多的权利地位，争取达到权利共享，争取达到地位平等。

从这样一个定义出发，我们考察中国民主的历史进程，就应该考察中国政治体制中被支配的一方的历史进程。

首先看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是个部落社会，实行的是氏族公社制。部落首领没有特权，只是凭资历、凭威望召集大家议事。这个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没有权利之争，没有实质上的地位差别。所以，这个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民主，也可以说是十分地民主。

但是，到了奴隶社会，私有制产生了，特权产生了，地位差别产生了。于是，就有了弱势的一方，向强势的一方争取民主的斗争。在这个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就有了奴隶社会的共和制。

而西方的奴隶社会是贵族共和制；中国地区的奴隶社会是部落共和制，后来在周初大封建中转为诸侯共和制。贵族共和制就是贵族们向帝王争取权利，实现贵族民主；部落共和制和诸侯共和制就是部落与诸侯们向帝王争取权利，实现部落与诸侯民主。而贵族与部落或者诸侯有什么区别呢？贵族，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宗族；而部落与诸侯，是一个地区，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集团。贵族是个体性质的，部落是集体性质的。所以，西方的贵族共和，是个性化的民主；中国的部落共和，是集体化的民主。

而在封建社会，由于西方传统的个性化的价值观念与当时的封建生产所决定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念是相抵触的，所以，西方的封建社会很混乱，只匆匆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就滑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地区的封建社会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甚至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社会仍然不会结束。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民主主体，则由奴隶社会的部落与诸侯，转为了知识阶层。知识阶层来自农民和市民。本来，与地主贵族阶级发生利益冲突的是农民和市民，但是，农民和市民不直接向地主贵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是由知识阶层代表他们表达诉求。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版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无意识的“民主集中制”。

到了近代，康有为的“共和宪政”没有成功，而由孙中山、蒋介石实现了“民主宪政”。但是，蒋介石的“民主宪政”又被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赶到了台湾，又在台湾被改造成西式民主。所以，中国现在就有大陆的“民主集中制”、港澳的西式民主、台湾的西式民主这三种民主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民主，就是失利者向得利者争取权利。所以，她的规则与形式，应该由失利者们自己制订，而不是由得利者制订。失利者是不能由得利者代表的。

毛泽东在执掌大陆之前，是失利者的一方，可以作为失利者的代表。所以，由他制订民主规则是可以的。然而，他执掌大陆之后，他就是得利者了，他还能作为失利者的代表吗？民主的规则还可以由他制订吗？同样，港澳与台湾的西式民主，都是由当地的“精英”们从西方引进的。而那些“精英”们，是当地的失利者还是当地的得利者？由他们所引进的西式民主，是为得利者谋取利益还是为失利者谋取利益？

其实，单纯从形式上探讨民主，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如果我们不把握住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变化，从中找出中国民主进程的内在依据，那么，我们就找不出中国民主的病因，就难以谈得上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

老曹是个喜欢写字的人。虽然没有文学细胞，但是，曾经的热情，还是令我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粗瞄了一下，大致得了个印象。这里，我就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发展变化吧。

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再到七言诗，然后就是唐诗宋词元曲，再就是明清的小说，过渡到现代的白话文学。我们首先的一个印象就是，话是越说越多，思想是越来越直白。古代人是思多言少，现代人是思少言多。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环境压力的越来越宽松，使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小，人们的情绪就越来越乐观，个性就越来越强，就越喜欢表达，越强化外在，而弱化内在。

但是，这里也有个时代的界限，也有不同时代的具体区别。

秦汉以前，属于奴隶社会。这是个强调竞争的社会。这个时代虽然总体精神状态比后来的封建社会压抑，但是，具体到实际生活，人们的个性又比较散漫。所以，这时候，虽然除了屈原的离骚体外，是四言诗居多，但是，不论是屈原还是其他人，都是只讲究韵律，而不讲究格律。

但是，到了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格律就慢慢地兴起并且越来越强化。这里面就有一个强调秩序的价值观念在里面。语言字数的越来越多，表明人们的个性观念越来越强化。而语言越来越格律化，表明人们的秩序观念也越来越强化。这与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强调社会稳定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而到了宋朝，一方面格律更加强化，另一方面，语言又发生跌岩起伏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显著而刻意追求的参差美，这就是宋词。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为什么会由唐诗转为宋词呢？

因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市民与农民都是失利阶层，都是这个社会的民主主体，他们应该是联合的。但是，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产群体。农民追求社会稳定，只有社会稳定，才有生产效率。而市民追求个人机会，只有追求机会，才有生活出路。所以农民强调的是秩序观念；市民强调的是个性观念。而一个宋词，就既强调了农民的秩序观念，又体现了市民的个性观念。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偏向农民的秩序观念，所以，市民阶层的个性观念在这个民主阵营中是备受压抑的。但是，生活的压力与艰辛，让他们不可能对压抑他们的秩序观念做妥协，他们只有更加反抗。

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形式，宋词反映了一个民主阵营中两种价值观念的共存状态，而且这两种价值观念是和谐共存的。但是，实际生活中，两者和不和谐呢？肯定不和谐。

“重农抑商”，“无商不奸”，是这个社会民主阵营的主体价值观念，也是这个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而作为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市民经济，又不可能向错误的主体价值观念妥协。所以，两者之间的斗争就成为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民主阵营的整体力量，影响到失利阶层向得利阶层的抗争。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民主阵营的精神分裂，使整个中国社会患上了两种价值观念相互打架的精神分裂症。这也就是唐代中叶以后，先进、强大的大汉民族却打不过落后、弱小的少数民族的原因。你想，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再怎么身强力壮，他能战胜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吗？

那么，经历了两宋的屈辱直至最后的亡国之祸后，大汉民族的精神分裂症医好了没有呢？没有。因为战胜大汉民族的蒙古民族，是一个生产文化比大汉民族落后的民族，她不可能给大汉民族带来什么启迪意义。而且，最后将蒙古人赶走，重铸我大汉雄威的，不是大汉民族的市民阶层，而是大汉民族的农民阶层，市民阶层没有显示出他们的价值和地位。所以，一场涟漪过后，恢复的是往日的平静；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是涛声依旧。

我们再来看看明朝的小说。小说相对于诗词，，不仅格律打破了，而且韵律也没有了。而且语句的字数也更加没有限制了，简直是孙悟空造反，无法无天了。但是，小说还是有结构的，还是有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的。这些就都是秩序。所以说，个性观念的发展，确实是沸反盈天了，但是，秩序依然存在，个性依然在秩序性之中。

而我们再看看明代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更加知道，中华民族的精神分裂症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是更加恶化了。

中国文学有四大名著，其中三大名著就诞生在明朝。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她们所表达的思想吧。

《三国演义》的主体思想是反曹拥刘，维护正统。这无疑是一种秩序观念。但是，在秩序观念之下，作者对英雄人物的评判，不是唯德，而是唯才。作者对另一个犯上作乱者孙权的态度，与对曹操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孙权虽然也想夺取汉家江山，但是没有夺到手，而曹操却夺到手了。所以，作者的态度就是，你夺江山夺到手了，我就恨你缺德；你夺江山没有夺到手，我就不恨你缺德了，我就欣赏你的才干。事实上，反曹归反曹，而不论是对曹操的才能，还是对各个阵营中其他大小文臣武将的才能，作者并不讳言。作者是有唯才是举的思想的。而这个思想，是市民阶层的思想，反映的是市民阶层的个性观念。

《水浒传》的主体思想是招安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也是一种秩序观念。但是，在秩序观念之下，作者着力表现的，作者所赞赏的，却是那些反贼，是那些反贼的造反精神和侠义之情。而造反精神与侠义之情，不就是一种强烈的个性意识吗？而且，更为引人回味的是，故事的结尾，作者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朝廷招安了，宋江投降了。但是，招安投降之后，梁山“英雄”和方腊“贼寇”两败俱伤；招安投降之后，宋江兄弟纷纷死于朝廷贪官的陷害，纷纷死于御赐的毒酒。这不是反映了作者对于秩序观念的怀疑吗？

《西游记》和前两部小说又显著地不同。《西游记》主要表现的是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表现的是孙悟空降妖除魔的侠义精神。这很明显是一种个性观念。但是，在个性观念之下，孙悟空又被压在五指山下，孙悟空又皈依我佛，成为一名秩序的守卫者。

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再到《西游记》，我们可以看到秩序观念与个性观念在三部作品中的地位变化，可以看到她们的纠结与矛盾，可以看到作者们思想上的复杂与彷徨。而这正是市民思想与农民思想激烈斗争的反映。说明这时候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症依然严重，而且更加深入，更加深刻。

所以，就有了大汉民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再次战败，就有了满清入关。

清朝之中，中国产生了继三大名著之后的最后一大名著《红楼梦》。《红楼梦》一改过去文学作品中秩序观念与个性观念的纠结，旗帜鲜明地宣扬个性自由，控诉封建秩序的罪恶。但是，她是不是表明？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缓解了？根治了呢？非也。

《红楼梦》的思想意识，只是一种先知先觉，只是一声呐喊。她远没有达到整个社会共同认知，一致同意的程度。而且，《红楼梦》只是表达了一种反叛思想，他不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思想，不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思想，她不是对秩序观念与个性观念的协调，而是极端地站在个性观念的角度，彻底否定秩序观念。她是中国社会个性观念与秩序观念彻底决裂的标志，也是中国社会精神分裂症达到最高潮的标志。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近代社会了。近代社会中，西方文化的侵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使我们的个性意识更加清晰。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整体观念而没有个性观念；同样也不可能只有个性观念而没有整体观念。特别是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了新思想，却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经济。占中国社会生产主体地位的，还是农民经济，而不是市民经济，更不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而价值决定地位，所以，尽管新的民主意识闹哄哄，却仍然敌不过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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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与民主

这里，我们就要说说毛泽东了。而说说毛泽东，就要说说毛泽东的两面性。

毛泽东是具有两面性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他是一个失利者，这是他的一面；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他是一个得利者，这是他的另一面。而他同情农民，同情弱势者，这是他的一面；他是一个劳心者，他要站在社会全局，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是他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毛泽东从小就被他的那个唯利是图的父亲逼迫着和长工们一起干活。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农民有很深的、很特殊的感情，所以，他后来能够比别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而梁漱溟对他的关于“工人在九天九地之上，农民在九天九地之下”的指责，他当然就不会服气，因为他认为他是很同情农民，很体惜农民的。

但是，事实上，同情农民，体惜农民，并不表明他就能够代表农民。因为，他这时候是个国家领导者，他要站在社会全局，站在国家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农民有多大的痛苦，他是不能去亲身体验的；他只能亲身体验到社会调和的艰难，亲身体验到国家发展的艰难。如果农民不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他就不知道农民的苦；如果农民不对他进行抗争，他就不会调整他那漠视农民痛苦的，促进国家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这与他同不同情农民没有关系。这是因为立场决定思维。

但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歌是农民唱出来的，是陕北的老百姓唱出来的。老百姓都认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怎么就事实上他不能“代表”农民，事实上他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呢？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和农民、工人、工商业者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人民，都是站在国民党政权的对立面，是向国民党政权争取民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能够形成“民主集中”。而这个“民主集中”中的“民主”，是一个阵营内部的各方意见的协调，不是他们各方的利益之争，与他们针对国民党所要争取的那个“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毛泽东就是集中这个“民主”，来向国民党索要那个“民主”的。而他向国民党索要的那个“民主”，是利益，不是“意见”。由于这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确实是能够代表人民。他这个代表，是针对国民党政权来代表的。

但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争取到他们共同的利益之后，他们怎么来瓜分这个已经争取到的利益呢？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国民党这个共同的对立面的压迫，农民、工人、工商业者以及其他从前的弱势阶层的人民，必然要放松一下，必然要伸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要知道，他们拼死拼活地和强势者作斗争，就是要放松、伸展一下自己呀。可是这么一伸展，他们就要与以前的战友、盟友发生碰撞。因为他们抱得太紧了，因为他们的距离太近了。而如果为了避免碰撞，他们就要继续保持以前那种相互礼让，自我收缩的状态，那他们以前的“民主”斗争又有何意义？所以，必然要重新协调内部关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这时候的毛泽东，是站在国家政权的立场上，站在促进社会发展的立场上，来协调各方的利益，而不是站在利益的某一方。

相对农民，他是站在农民的对立面，相对工人，他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相对工商业者，他是站在工商业者的对立面。那么，他还能代表农民、代表工人、代表工商业者吗？他都不能代表。他只能代表国家，代表社会。

由于毛泽东和他的人民，都没有意识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变化。所以，他们仍然沿用以前的那种“民主集中制”，而这事实上就造成了没有“民主”只有集中的局面，事实上就造成了工人、农民的被代表，事实上就造成了新的专制。当然，这个专制不是以前国民党的那种剥削阶级的专制，而是“劳心者”的专制。

在这种工人、农民重新被代表的，重新专制的局面之下，毛泽东就不可能意识到梁漱溟们与他们的斗争，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民主斗争；他不可能认为梁漱溟确实是代表农民的。他只能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思维，认为梁漱溟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右派”。

在与“右派”斗争的同时，“左派”们自己也因为路线斗争而意兴阑珊。刘少奇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富裕中农，主张“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而毛泽东则代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就是代表贫下中农，坚持“共同富裕”。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实际上是自唐朝中叶以来中国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与农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之纠结的延续，也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在新的条件刺激下的大爆发，是中国社会告别农业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前的最后的狂躁。

刘少奇虽然失败在当时，但是他最后胜利了；毛泽东虽然胜利在当时，但是他最后失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由农业经济决定的价值观念的终结，标志着由市民与农民共同组成的民主主体的终结，标志着中国的民主主体正式以市民阶层为主体。

但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因此而痊愈了吗？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秩序，这是无需辩驳的道理。但是，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秩序观终结之后，我们又如何建立以市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观呢？我们的秩序观念如何和我们的个性观念相协调呢？民主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对于秩序，我们又有怎样的思考？

实际上，当前的人们，仍然延续着从前的故事，仍然在民主与秩序之间大打口水仗。有人为民主而呼天抢地，也有人为秩序而怒目圆睁。而民主者的民主，不过是拾起西方民主的牙慧，是要践行美国人的“普世价值”；秩序者的秩序，则是农民秩序观念的翻版，是继续把对秩序的维护，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寄托在那些“救星”们的身上。民主者与秩序者，谁有一点自我的觉醒？谁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精神？谁有一点穿越历史与现实，荡尽历史的迷雾，看透现实社会之本质的智慧？不过都是一群疯子，白痴。

历史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啊，还在继续地延续，延续。

谁能充当那历史的华佗，举起他那闪亮的银针，直刺中国社会的大脑，让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痊愈、弥合？谁能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以他那超越凡尘的慧眼天心，看透中国社会的本质，为中国打造一个民主与秩序的完美统一？

中国是一个需要圣人的社会。但是，如今的中国啊，你的圣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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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敢问路在何方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其实，所谓的圣人，不应该是什么超人，而应该是百帆竞渡中的探索者之一。只不过他比别人更幸运，更快地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切入点，从而比别人更快地接近了真理。而这个探索者，绝不会是什么天外来客，他应该就在我们这些社会的实践者和亲身体验者之中，和我们一起经受着痛苦和磨难，和我们一起在为真理而奋斗。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成为圣人，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地去充当这个圣人。

老曹是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算不得读书人，更与那些个什么“精英”“专家”之类的沾不上边。所以，圣人大概是当不上的。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是一个翻身女工走上了大学讲台之后写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段：“毛主席送我上讲台，心儿跳啊泪满腮。步步脚印波涛起，件件往事涌心怀！”还有：“看今天，这讲台，工农兵同志走上来！”这些诗句虽然不像那些读书人的“大作”那样文雅高深，可她更让我们这些“工农兵同志”感动。即使在现在，我还是觉得她写得是多么的好啊，多么的有诗味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处在社会的下层，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一团火，我们同样能够发热发光，同样能够放射出光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刘邦更是个地痞无赖，可他们不同样当了皇帝吗？所以，我老曹纵然不当那些“精英”们心中的圣人，我努力地当一个我们社会下层人民心中的圣人，总还是可以的吧？

对于我们的民主的出路，对于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如何把握，我不可能象人家读书人一样广征博引。因为我读书不多，胸无点墨，我没有什么好广征博引的。但是，我受过欺侮，我受过磨难，我有我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我有我几十年在这个社会里的摸爬滚打，我有我不断经历的社会实践。所以，我从我的亲身经历出发，从我的社会实践出发，从我以我个人的角度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出发，来进行思考，来进行总结，从而为我们下层人民探索一条民主与秩序有机统一的道路，这应该是可以的吧？

对于民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村里总在搞民主选举，那些想当官的人，也总在明争暗斗，甚至还为此公然大打出手。这无非就是因为，我们村里有一个砖厂，每年有一点承包费。同时，有了权，这个砖厂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的人来承包。仅此而已。当然，虽然利益不多，可毕竟是比跟着别人到外面去打工要强吧？所以，那些人就要争，就要抢。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挤不上槽的小不点们来说，我们有必要去赶上他们的那一趟吗？我们有必要去搅他们的那趟浑水吗？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是的，这里面有我们的民主权利，有我们应得的利益。但是，这个应得的利益与争取这个应得的利益所花费的成本，孰大孰小？如果得不偿失，我们何必要去争取？民主就是要争取利益。而如果得不偿失，我们要这个民主做啥？

但是，毕竟这是我们应得的利益呀。不要民主，不去争取，不就是白白地放弃我们的这份利益吗？

是啊，不要民主，不去争取，确实是白白地放弃了这份本该属于我们的利益。可是，我们又能怎样不放弃我们的这份民主？我们又能怎样不放弃我们的这份利益呢？

除非有人做我们的代表，除非有人为我们承担争取民主的风险，除非有人让我们的民主成本远远小于我们的民主收益。

相对于那些能够争权夺利的强者，我们是弱者，我们不可能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只能依赖于那些比强者更强，而又愿意为我们这些弱者服务的个人或者组织，我们需要当年的共产党，需要当年的毛泽东，我们需要我们当年的代表。

是啊，我们需要我们当年的组织，我们需要我们当年的代表。可是，现如今，我们的这些组织在哪里呢？我们的这些代表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了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有一次与人打架。

有一个平时不和我们接触的施工员，因为一件特殊的任务，领着我们几个人干活。他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当中有人因为和班长有矛盾，不想要班长为我们记工，就希望这个施工员亲自为我们记工。本来，这是不符合公司的规定的。可是，这个施工员竟然答应了。不但如此，他还因为不知道我们大家的名字，就叫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把我们的名字记下来交给他。而这个受委托的家伙也和大家不熟，却又偏爱逞能，就张冠李戴地写下我们的名字交给了他。于是，我的名字被写成了别人的名字。当我发现之后，我就去找那个施工员要求更正。那个施工员就叫我去找那个写错名字的家伙作证。我去找那个家伙，叫他到施工员那里去作证。他却不去，还想以赌狠的方式吓唬我，让我自认倒霉。于是，我和他打了一架。不幸的是，我打赢了。这下，那个家伙又愿意到施工员那里去了。而记工的矛盾，又转化成了打架的矛盾。由于那个家伙吃了亏，他就不依不饶，还到医院去花了几百块钱。那个施工员开始要罚我的款，并且要我赔偿对方的医药费和误工费。我和他争论了一番。他就不罚款了，但要我赔偿医药费和误工费。就这，我也不愿意。因为我认为对方没有伤到那么严重，他是在装孬。我要求对方出示法医证明。结果，那个施工员就不许我上班。我上告到公司总部，公司总部却要我去寻求司法解决。你想，这横竖几百块钱的事，却去寻求司法，那不是豆腐盘成肉价吗？我只好自认倒霉。虽然，后来公司还是以别的原因炒了那个施工员的鱿鱼，但是，我还是由此加强了我一向的观点：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因为个体的实力不同，他们是不可能以个体对个体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弱势者只能寻求组织的力量，依靠组织与组织的斗争，来捍卫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我们的组织在哪里呢？

从理论上讲，我们有我们的工会。可是，我们现在的工会，理论上是代表我们的，实际上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我们实际上是被代表了的。

我经常做工的那家公司，有两种用工方式。一种是做计时工：班长带人干活，公司给大家一个平均工价，由班长给大家评出不等的工价，然后公司按这个评出的工价给大家开工资。另一种是班长把活承包下来，让大家干，公司不给工人记工，由班长个人给大家开工资。但是，班长只是走走账，而由公司通过账户直接把钱拨给工人。而不论哪种用工方式，班长的主要作用就是，招收工人并且稳定工人队伍。

由于招收工人并且稳定工人队伍，就是班长的价值，就是班长获取利益的关键。所以，班长的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把工人们分出三六九等，给上等的人以可以留得住人的工资，而狠赚下等人的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有几个人给他撑着，那么，其他的人就是都走了，他也无所谓。他可以再去找嘛。

对弱者进行组织分化，使他们失去凝集力，使他们不能利用集体的力量与自己抗争，这是强者对付弱者的基本办法。而从强者对付弱者的这个基本办法，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弱者团结的重要。

但是，由于弱者个体的分散性，在一个单位内部，在一个强者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弱者的团结的单位内部，想依靠这些弱者的团结来对付强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弱者的团结放到单位外部，只有由单位外部的组织来代表这个单位的弱者，从而使强者无法破坏他们的团结，才可能达到弱者团结，以对付强者的效果。

所以，老曹思考我们的民主之路，就是：我们的社会，要有专业的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组织，通过组织的力量，为这个利益集团内的每个个体主持公道，从而壮大他们每个个体的力量，减少他们每个个体追求民主的成本。

那么，这些组织怎么生存呢？他们开展活动的经费从哪里来呢？他们何以那么死心塌地地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呢？

这就要谈到我们的社会秩序问题了。

所谓秩序，也就是高低尊卑；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地位关系。

封建社会的秩序，就是“家天下”。就是皇帝高高在上，黎民百姓仰仗皇帝为自己主持公道。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应该是怎样的呢？

老曹观察，我们这个社会，就是由“劳心者”、“劳财者”、“劳力者”三方构成的。其中，“劳心者”就是当官的，以及那些向当官的出谋划策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所有吃国家财政饭的；“劳财者”就是资本家，就是那些大小老板；“劳力者”就是我老曹，就是我们这些打工的。

这三方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价值，谁也少不了谁，谁也别想把谁踢出这个社会，好让自己独自过好日子，或者和另一方“夫妻双双把家还”。所以，三方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而这三方地位平等，就是我们的秩序。我们的民主，就应该在这个秩序下建设、发展。

那么，在这个秩序下，我们怎么建设？怎么发展我们的民主呢？

各个利益集团，都要有自己的代表，都要有自己的组织。并且各个集团内的代表组织不能独一无二，而要有竞争。

而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应该由国家财政负担。为了保持各个利益集团内部的代表组织之间的竞争，国家财政负担的方式，要以各个代表组织所吸纳的被代表者的人数，在这个利益集团中的人数比例为依据，而不以各个代表组织里的工作人员的人数为依据。

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组织派出的代表组成。各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人数，应该由宪法明文规定。而各个利益集团内部各个代表组织派出的代表人数，应该以她所代表的人数在这个利益集团中的人数比例来分配。

在就是老曹所设想的我们的民主与秩序，是我们的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