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之我见

文学和音乐、舞蹈、美术一样都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既然是食粮，文学创作当然应该注意食品安全，以防让人家吃了跑肚拉稀，甚至一命呜呼，那就太缺德了；既然是食粮，文学创作更要注意富有营养，让人感到身心愉悦大有裨益，否则原样拉出，只会徒然增加肠胃负担，同样是不道德的行径。

现在真正塌下身子、静下心来搞文学的人有，但是不多了。大家都被这浮华喧闹的社会慢慢同化了，都在削尖了脑袋往钱眼里钻。韩寒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有的只是商人。虽然有点偏激，但振聋发聩，足以让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好好思考一下文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自娱自乐，那大可不必拿出来，私藏即可。如果公诸于世，那就得仔细斟酌推敲一番，是进步还是倒退，是高尚还是龌龊，是建设还是破坏，如果是前者，你就有流芳百世的可能，如果是后者，那必是遗臭万年的下场。大概没有人愿意是后一种结局，肯定是想要流芳百世。可那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真的要呕心沥血呀！未作文，先做人。轻浮浅薄的人是写不出蕴涵深厚的作品的，风花雪月窃玉偷香只能刺激人的原始冲动，引发颓废与罪恶的欲望，并不能真正打动人的心灵。所以我奉劝那些满身铜臭、钻在色性之中、专写胯下之事床上之戏的败类们不要再发散臭气，就算为了自己的子女不误入歧途，也该歇歇爪了。

古人云：文以载道。这其实已经把文学的功能表述的明明白白了——文学是“道”的载体。“道”是什么？就是文人的社会责任。人生存在这个社会大家庭里，不仅仅具有个体属性，更有社会属性，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东林书院门口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它一直在谆谆教诲我们：“事事关心”就是文人的社会责任。即使如白居易“穷则独善其身”之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怀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宏志。而那些逃避现实，只知皓首穷经、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悯风怜月的酸秀才，无论其文字功底多么深厚，古学如何渊博，也只是个“文字人”，而不配为“文学人”。无道可载的文字，形同木偶，空有华丽的外表，却没有丰富的内涵，如何能光炳千秋？所以，忧国忧民的屈原、杜甫在历史上的赫赫盛名自然要比“香艳词人”柳永响亮得多；做匕首投枪的鲁迅先生自然比在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时却埋头搞“小资文学”的张爱玲要伟大得多。“文合为时而著”，就是在告诫文人一定要紧跟时代脚步，扣紧时代的脉搏，奏响时代的强音，引领时代的潮流。文人要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放远历史的眼光，写出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给人希望和高尚快乐的作品。即使在太平盛世，那些直面社会矛盾、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学作品也总是能引起最广大的共鸣，并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文学的社会价值。

再说说“纯文学”。我不太清楚“纯文学”是如何界定的，也不敢侈谈“纯文学”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但就这一个“纯”字，已经足以让人神往了。可是我明白在当今社会所谓“纯”的东西世上没有，天上也难寻。富人们在为榨取更多的金钱而绞尽脑汁蝇营狗苟；穷人们在为取得温饱奔向小康而苦心巴力忙忙碌碌。芸芸众生为利所驱熙熙而来攘攘而往，谁肯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把“纯文学”欣赏？所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纯文学”遭到冷遇实属正常毫不奇怪。那些在极端困境中坚持“纯文学”写作的人如史铁生等，一定是有着坚韧性格和执着追求的人，他们在孤独地坚守着人类的精神圣地，虽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无疑是令人敬佩的。我想，在人民都摆脱贫困、消除等级差异、过上富足安康生活的时候，也就是人性回归的时候，也就是“纯文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文学创作的大花园里必是一派百鸟齐鸣百花齐放的繁盛壮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