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你的鞭子

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戏剧上有着十分重要地位的小话剧，曾作为活报剧活跃于街头。在闹市街边，一对卖艺为生的父女在表演杂耍，女儿是个扎大辫子的小姑娘，她吃力的翻着跟斗，突然，疲软无力的小姑娘在翻腾中倒地不起，引起观众一片哄笑，父亲出列抱拳为礼，向观众陪不是，他说，九一八事变后，家乡被日寇占领，父女二人流落关内，无以为生，靠卖艺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近来收入甚微，已连续三天没有吃饭了，小女是饿得无力，才倒地失态的，说罢连声催促女儿起来表演，女儿挣扎有倾，仍无力撑起身，父亲拿起鞭子，狠命的向女儿抽去，抽得女儿满地乱滚。到此，观众愤怒已极，发出一片吼声：“放下你的鞭子”，有的观众冲进去欲打，这时，表演者脱去戏装，对大家说这是在演戏，于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口号响彻云霄。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一岀小戏剧，何以能点燃大众的爱国激情？因为它弹到了中国人故有的情感这根琴弦上。施暴，一向为人所不齿，为人嗤之以鼻，竟管是在演戏。

然而现在，诸多暴力畅行于世，洋洋自得，却并非在演戏。不知何时，暴力走进了我们的社会生活，鞭子又开始在我们的身旁狂飞乱舞，且有突飞猛进、日渐兴旺发达之势。举起鞭子的最初是“虎毒不食子”的父母和“相濡以沫”的夫妻。为赌博负债、为酗酒失态、为泄愤发气、为“恨铁不成钢”而对子女、对配偶施暴，或拳脚相加，或棍棒相向，手掐刀砍烟头烫，致伤致残致死者不时有之，就在家庭之内，暴力惨不忍睹，这是对“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山盟海誓”的挑战与嘲笑，是人格发育不全而造成的畸形心理所致。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传统项目，源远流长，并非现代社会的特产。但同时，当父母之心、夫妻之情都受到玷污时，暴力就堂而皇之、志满意得的走出家门，大张旗鼓的在各个神圣的领域里闲庭信步。首先，是“为人师表”者，这个神圣的称谓，竟然与鞭子的隐影为伍。教师对学生施暴，花样繁多，在学生脸上刻字、叫学生尝粪、用教鞭“教训”、以皮鞋踢踏、让耳光伺候，不一而足，甚至危及幼儿，这种出格之举此起彼伏，不绝于媒体。应该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师者都不绝于口，而体罚学生者，多为“冲冠一怒”，激愤所致。何愤之有？说穿了，或面对不能“言听计从”的儿童、或面对“问题学生”，都是在无能为力之下使出的绝招。当老师的，德才兼备是首要条件，才，不仅指所传之道，亦指传道的技能，无法对付学生而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首先是对自己胜任教师职务基本条件的否定，是为自己抹黑。当然，教师打学生，也并非没有依据，古时，私塾老师就备有三尺戒尺，以作训戒之用。这种入土百年的东西，被人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刨出来，食之津津有味，“古为今用”，居然也得心应手，令人瞠目结舌。至于不知《教师资格证》为何物的什么“教官”之类，打人打得来称心如意，且轻取学生性命者亦非个别，那原来就不懂教书是什么游戏，借教育之名招摇撞骗，不值一提。

如果说教师打人是有辱斯文的话，那么，警察打人就司空见惯了。古时的“警察”就有打人的恶习，衙役，原本为官家豢养，有一整套用暴力对付百姓的本事，这也是看恶吏的眼色行事，没有恶吏就没有恶奴，据说，那是旧社会的事了，那时的衙役都是粗汉，现今，除某公安局长在拒绝记者采访时，口是心非、故作姿态的称“我是个粗人”外，警察个个都能摸出一两张光鲜铮亮的文凭出来炫耀。当然，论打人的本事，现代警察也不落古时衙役之后，毕竟还有警具在握，于是，就有了形形色色的施暴业绩，从哈尔滨的警察暴打大学生致死，到昆明的交警开车时对“没有发生刮蹭”的对方车主大打出手；从看管的监狱中对在押人犯无端暴力相向，使一个个青年、壮年在多姿多彩的“被”字下含恨而终，到刑讯逼供、使无辜被抓者“坦白交待罪行”换来原创性冤案的庆功酒，堪称一个在文明社会中难以理喻的词：触目惊心。

要说打人打得来惊天地而泣鬼神，要算“老板”们的作为了，先是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对付不肯就范的拆迁户，“小打小闹”，见无人过问，渐成规模，此起彼伏，直至刺刀见血、辗压见尸，暴打致死，惊心动魄的暴力，在中国历史上用鲜血写成了“强拆强迁”几个大字，而此地是“意外滑倒死亡”，彼地则是“意外车祸死亡”、“意外事故死亡”，这是官方发布的消息，在今天，不知何故，有多少“意外”不谋而合，不胫而走。昔有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写尽了“旧社会在资本家压迫之下苟延残喘的工人们悲惨的遭遇”，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血泪史。不过，长点见识的人定会有所悟得，如今，“包身工”算老几，活着一口气，算是对得起，讨薪遭暴打，生死不由你。而在拆迁风暴中，要地要房，还是要死要活，老百姓对此还是有充分选择的自由的，不过，有人说得更有文采，也更中肯，叫做“咎由自取”。

说到官，自然让人由此及彼的想到，作为一种治世的经典本领，为官者在打人这件事上亦可谓身手不凡，毫不逊色于前者。现在，资格为人们广为注重，资格是各行各业的入场券，也是获得社会认同的标志，坐店经商、行医卖药，什么都要有相应的资格，作人的资格却被忽略。有人说，无须特别强调，因为那是是最基本的，叫做人格，即作人的资格或起码规格，缺乏这种资格，达不到起码的作人规格，民间称为“枉自披了一张人皮”，这种人当然不乏其例。做不了人，为何不作官？别认为这种说法太荒唐，令人想到，西晋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在听朝臣们奏报说，“大旱三年，赤地千里，老百姓没有饭吃”时问：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一直传为笑谈。而当今，“没有为人的资格，为什么不为官”，却并非妄说。以打人为能事者，当数那些蝇头小吏，这些”官”，要么是拉一张官袍披身，仗势欺人，反正别的不会，打人的能力却与生俱来，这是有据可依的：人的能耐，某些方面弱小，另一方面必然发挥到极致，心理学上叫做“代尝作用”，有如正事不能做，歪门邪道总有所长一样，坊间将其现象化为一句戏谑的话：我虽然来得迟但却走得早，由此，“本领小野心大”之类就顺理成章了。以善打来虚张声势、炫耀自己的为官者的身份者，亦不鲜见，有的是暴打行人，口称：我就是当官的；有的是持证打人，口称“我是政协委员”的；有的是什么长暴打下属的；有的是人大代表当街殴打群众的；有的是执法者暴打在生存底线上游走的人；也有的是贪墨者顾人毒打举报人；有的是“保安队长”亲自殴打“内鬼”；还有借“我爸”、“我叔”之名为虎作伥者，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长辈善打。这些官员们在先富起来以后，什么都不再需要了，包括情感、人性、人格、道德。如果施暴是当代官家的看家本领或基本功，则“豺狼尽冠缨”将是不争的事实。不必大惊小怪，这句话是假言判断，而且不具有可逆性，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冠缨尽豺狼”的结果。而强拆强迁的紧锣密鼓之中，利益趋同之下，或默许容忍、或相互串通、跟进甚至主动出击，也是为官之道。在暴力的指挥现场，政府官员、领导干部的身影时有所见。或许，这是出于“误会”而非本意，是源于他们对现代官吏的误读，在他们看来，当官的职能，从本质上说就是随心所欲和胡作非为。凡此种种，可谓“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它如什么商场保安暴打顾客、小区物业“教训”业主、敬老院员工虐待老人之类主仆颠倒的现象，在“听取打声一片”中，自非什么新闻，不必少见多怪，而那些不顺心就打人，不如意便施暴的狂徒，原本是靠拳脚功夫打三个擎五个混迹于社会的泼皮无赖，因名不见经传，上不了挡次的，不足挂齿。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知何时，我们竟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进步的人类社会所深恶痛绝的暴力居然与我们形影相吊。问题远远不是打打杀杀本身那么简单，而是事件背后折射出的人权意识和“以打定乾坤”的暴力治世理念，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人类之情的漠灭。“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后，我们本来已经同反动统治者钟情的暴力恩断义绝，现在恐怕不好回过头去再续前缘。

看官对雷锋那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想必都耳熟能详：“……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领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如今，人民群众、弱势群体作了鞭子抽打的对象，所幸母亲变得更坚强，不再轻易“泪淋淋”了。人们在重唱雷锋这支歌时，不知是什么滋味？看来，暴力还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毕竟，我们还没有把“暴力社会”的称谓弄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