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无
文章通过论述让我们明白了以下道理:人生下来时是没有善恶的区分的,他就是一张白纸;人生的善恶是后天形成的,后天的教育很重要;儒法两家的争论都是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作者的观点是有启迪意义的,对我们重视人的后天教育有提醒作用。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观点,“人之初性本恶”是法家观点。一千多年来,儒法两家争论不休,听众莫衷一是。其实,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二者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可也暴露出很多的不足与偏颇之处。
宋襄公打着“仁义”的大旗,却惨败于楚国的虎狼之师,郁郁而终。秦始皇靠严刑峻法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却最终人心丧尽,强大的帝国很快分崩离析,二世而亡。在历史的实践中,从没有哪一种学说可以“君临天下”,而使“四海升平,万民悦服”。真正聪明的统治者,从来都是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不迷信什么“性善性恶”之说,总是审时度势,因人因地制宜,其治国之道重在“术”而不在“说”。唐太宗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代表,是活学活用的成功典范。
人在胎儿初期,已经开始感知这个世界;大脑形成之后,慢慢产生了思维。按照朱熹“究物穷理”学说,人在感知一个“物(包括具体的人、事、物)”后,总要问个为什么,也就是要弄明白“理”在哪里。可是“物”是唯一固定的,思维的切入点却是千差万别可以有N多个,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就是产生认识偏差、形成“理”之不同的分水岭,也就是产生“善恶”之分的根本源点。
孔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人乃学而知之,非生而知之也。这其实已经推翻了他“性本善”的观点,是在强调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了。孔子之所以提出“性本善”的观点,是从其“仁”的切入点来分析人的,认为人“本来应该”是善良的,在此“性”非指天性,而是他早已认识到人实际上是有“善恶”之分的,所以他又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依然是在强调学习教育的重要。法家“性恶”的观点,重在“罚”,这就是在不加分析地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了,就像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看谁都像阶级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收拾一顿给个下马威再说。此说颇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遭到的抗拒也最激烈,商鞅不就被车裂而死了吗?可在实际应用中,“法”很管用,效果显著,因而即使是“尊儒”的汉武大帝也没有(其实是不能)罢黜法家。说到底,“性恶”论,其实只是在强调法制的重要作用,实在与人性无关。儒法两家之所以都拿人性说事,不过是为了宣传其学说,戴一顶光鲜靓丽的帽子罢了,就像现代广告纯粹是用来忽悠人的。
人生之初,恰如一团无色无味的空气,无所谓善恶好坏,。毛主席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出真知。人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修正,才可能在人生的舞台上雕书或浓重或淡漠或宏伟或卑贱的形象。离开了具体的行为而妄谈什么人性,根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粹就是盲人瞎马乱放狗屁。
所谓人性的善恶,只不过是人在感知事物后发生的思维偏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上根本就没有“完人”,既完全的善人或完全的恶人,有的只是局部相对的善与恶、好与坏、黑与白。也就是说,善恶好坏只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针对某一具体的行为而言,根本无关“人性”什么事。正所谓:人,生而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更无善恶好坏之别,一切的褒贬毁誉都是后天做出来的,并非天性使然。“人性”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学名词,而非复杂的政治学名词,如果一味钻牛角尖,只能是越来越纠缠不清一塌糊涂。
所以,我认为:人之初,性本无。这或许更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