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官品

人品，乃为人处世之本，是政治品质、思想道德、工作精神、生活作风和待人接物气度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又把人品与为官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以做人的行为规范来衡量做官的职业道德，从为政者关心体贴人民群众的程度来判定其是不是好官，这就是通常说的“官品”。

人品与官品在逻辑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二者是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关系，人品涵盖官品，官品是人品的一部分，从常理来讲，人品好的官自然官品也不错，官品好的人肯定人品也会好；反之，一个人品没有品位的人做了官，其官品也不会好，具有嫉贤妒能、以权谋私官品的官人品也是有问题的。依此而论，人品是官品的基础，官品是人品的发展，有好的人品就有好的官品。大凡人品好的人，都具有光明磊落，克已容人的共性，那么官品好的官，都具有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的特点；若被视为人品有问题，多与此人阳奉阴违，自私自利的本性有关。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人愿意与人品有问题的人打交道的，即便是迫不得已与之相处，也要多个心眼，增加警惕与防范，以免吃亏上当，而官品不好的官，肯定是贪赃枉法，不顾人民群众死活，老百姓把此类官称为贪官、赃官、坏官、厌之恶之恨之，起绰号讥讽之，编顺口溜骂之，古时的官逼民反指的就是这类的“官”，现在引发群众性事件的就是这样的“官”，都是人品不好的人当了官，自然难有好官品。所以，古往今来，很多清官廉吏都十分重视道德修养，把培养良好的人品作为当官的必修课，作为当人民喜欢爱戴之官的基础。岳母刺字，为的是让岳飞铭记个人和家庭利益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西汉号称“万石君”的石奋，每听到当官的儿子做了有违人情的事就绝食，为的是让儿子体恤民情；武周宰相娄师德劝赴任的弟弟要有忍辱负重、唾面自干的胸怀，为的是让弟弟谨慎为官、与人为善……。不仅父母亲威劝诫引导为官的亲人修身养性，而为官者自身更是注重人品的培养和锻炼，齐相晏婴拒绝齐景公多次赏赐，坚持粗茶淡饭，穿着简朴，为的是用良好的生活作风影响百官；西汉大将军霍去病谢绝汉武帝为他建造官宅的好意，立志“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为的是牺牲小家保大家；明军事家于谦不顾个人得失抗击入侵者，为是的“要留清白在人间”……凡此多多，不一而足，充分说明培育良好的人品对树立高尚的官德、官品的重要。在实践中，也确实有不少在良好的人品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好官、清官。东周时期楚国令尹（相当于后世之丞相）孙叔敖，在少年时曾遇到一条双龙蛇，当时普遍认为会大难临头，他担心别人再遭难，就用锄头打死了这条蛇，至他后来做了令尹便时刻为民请命，一生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就是人品良好、官品高尚的典范。同时，人品低下、官品龌龊的官也大有其人，南宋时期的秦桧，为人奸诈，嫉贤妒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采取不择手段排除异已，陷害忠良，竟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抗金英雄岳飞，加速了南宋的灭亡，成为千秋唾骂的历史罪人。由此我们可以说，好的官品源于好的人品，连人都做不好的人断难成为好官，只有规规矩矩的做一个有品位的人，才有可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所以人们期望，做官的必须先实实在在做好人，再清清白白做好官。

然而，好官必定是好人可谓毋容置疑，而好人并非一定就是好官，因为好官除了有好的人品外，还须有当官的能力和水平，有为民办事的才干和为民服务的学识。有的官确实是好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贪不占，与人为善，但缺乏魄力和领导能力、组织能力，谋不成好事，干不了大事，这样的人是好人，而不是好官，老百姓不希望他当难以胜任的官，这就是人品与官品不能绝对画等号的原因。再一方面，好官与老好人是两个概念，好官就要维护公平正义，要为百姓谋利益，办实事解难事，其中必然要得罪人，必然有为了广大群众长远利益牺牲部分群众暂时利益的情形，被得罪的人，受损利益那部分群众会有想不开的时候，可能会将此与好官的人品相联系，但这不是真正的人品问题，而是这部分人的误解问题。所以说，当好人不易，当好官则更难。

从另一角度来看，好人在当官后不加强政治和道德培养，会发生变化和转化。有的人当官前人品不错，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而当官后马上判若两人，一改平易近人、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行，变成连自己都难以认识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贪吃贪占的脏官、昏官、霸道的官；还有的人当官初期，小心翼翼，兢兢业业，保持当官前的良好人品，但时间久了，翅膀硬了，便端起当官的架子，耍起当官的威风，渐渐丢掉美好的东西，沾染上不良的习气。这是由于受传统官本位腐朽思想而发生变化的，也会因官场的不正之风的影响而改变的。大贪官和珅为官初期也曾想为民办事，但在碰壁后马上改弦易辙，成为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疯狂敛财的贪官；近者在全国闻名的腐败分子胡长青，在当上江西省副省长后也曾一度按规矩办事，但觉得太苦太累，便走上歪门邪道，把“贪”和“送”作为为官之法宝，终被人民所唾弃。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否认人品对官品的影响，否认人品对做好官的基础性作用。大家通常说的环境改变人，一般是指人们把环境作为变好的条件和因素，并非是变坏是指人们把环境作为变好的条件和因素，并非是变坏的借口和论据，金钱面前经不起诱感的人是立场不坚定，被市场经济负面因素打垮的人是道德修养不够，因为拒腐蚀永不沾的干部比比皆是；收受贿赂、抵挡不住吃请的人是缺乏弥久不变的政治信仰，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官是没有筑牢为民服务的思想防线，因为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干部数不胜数；脱离群众，沾染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恶习的人是缺乏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贪图私利、以权谋私的官是忘了做人的根本，因为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干部多如繁星。一些人在当官后人品发生变化，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环境，说到底是人品基础打得不牢，当官后忘了怎么做人。由此可以断言，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人品教育，先正人品再正官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再做官，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大关怀和保护。

进而言之，好的官品还有知识、能力和水平诸方面的要求，人品好不等于为官的综合素质就高，领导干部应当是德才兼备，人品只能证明“德”的一面，而“才”也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众星而拱之，是言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衡量当官的称职与否应把德放在首位，必须在有德的人群中选拔有才的人当官，并非只要“德”而不要“才”，原因在于“为政以德”也是需要“才”来实现的。选拔干部重视民意测验和民主推荐本来是很重要的环节，但由于方法不够科学、组织不够严密，得来的“群众公认”票数自然就容易失真，将此作为干部提职晋级的重要依据难免会走入误区，因为群众推荐时面对众多条件多以人品为标准，亦即人缘好票数就高，直接的说就是“德”好一切都好，很难体现出“才”的一面。在民主选举厂长中曾发生过以绝对高票当选厂长的“好人”，不能胜任工作而要求辞职的现象。同时现今的民主推荐方法，也容易导致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拉票、买票，出现票数高而缺“德”少“才”的现象。因之，党的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科学性，以解决“好人”与“好官”结合得不好的问题，选拔出既有好人品、又能有好官品的德才兼备干部，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好官带来的实惠。

良好的人品与官品应当自觉培养，在不断提高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中不断提升人品和官品的品位。一个人的人品层次高、品位高，不是先天就有，也不是与生俱来，要靠不断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逐渐培养而成，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是不存在的，也是不现实的；一个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官品，也不是当上领导就会自然而然产生，要靠加强党性锻炼，在向人民、向实践学习中养成。只有重视修身养性，端正为官的动机和目的，才可能有好的官品和人品，才可能齐家平国治天下。现在社会上对个别领导一心往上爬，采取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的现象深恶痛绝，称其为“官越当越大，人越来越小”，鄙视这些领导的人品和官品，足见为官的人品和官品之重要。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充分说明领导干部的人品是“标杆”，是无声的命令，是官品的标志，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心胸狭隘的干部能够团结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一个想沾光、怕吃亏的领导能够“心系群众，服务人民”，一个松松垮垮、意志衰退的为官者能够拼搏进取、开创工作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人品和官品就是领导干部的形象，既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希望，也能让人民群众产生失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品和官品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超出权力的作用，胜过严令督办的效果。所以，领导干部只有严格按照党的干部标准要求自己，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立志做“人民大众的牛”，才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有创新发展的动力，自觉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而不断提升人品的层次和官品的品位。

领导干部的人品与官品，说到底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对待自己利益的态度问题。心系群众，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就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最大追求，甘愿为民服务，为民奉献，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其人品和官品的层次就高；反之，心里只有自己，视人民如草芥，以权谋私，争权夺利，那么其官品和人品无论如何也高不起来。概言之，人品要靠执政为民的品质来体现，官品要靠创造经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政绩来彰显，实现人品与官品的有机统一，是党的要求，更是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