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现代性危机面前的一些浅薄思考

当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时候，从此诸神皆死。在现代性面前，一切农业文明时期的信仰都是可以被动摇的，基督教世界中的上帝是率先被人质疑的。如果严格地来说，我们国人自古以来就没什么宗教信仰的，我们缺少对神鬼的那种虔诚之心和敬畏之心，我们古代的知识分子即使与佛道沾边，那多数也是为了修身养性。

有学者说过其实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是诗歌的国度，诗歌就是他们的信仰。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民族是个诗性的民族，我们曾经的文化主体“天人合一”就是诗性的代名词。可是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还有诗性吗？当我们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时候，我们远离了诗性的自然，我们远离了我们的精神家园，诗性在遭受消解。

农业文明的语境在过渡到工业语境的途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在与现代性发生冲突后，它像是个受伤的老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在异化，其实我们的语言也在跟着异化，它明显的带有工业化时代的特征：越来越被理性化，达情不足，传意有余，直至接近客观化。在这个理性化的过程中，它更像是个工具。

今天现代性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社会愈发物欲和功利，我们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尽管权利话语在不断地为我们构建美好的未来蓝图，然而实际上，现实的困境却在日益逼迫我们。

我们该如何疗养我们的精神呢？尼采把上帝杀死后，他举起了文艺的大旗，海德格尔重复着荷尔德林的话，人应当诗意地栖居。是的，思想艺术的力量是伟大的，它能够治愈我们受伤的灵魂。现在的国学热，也正好说明了这点，我们传统经典上有很多优秀的思想，老庄的超脱，孔子的伦理观都是好方子，我们需要从中吸收好的东西来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来抵抗现代性中的毒素。

诗歌是最伟大的艺术之一，它具有先验的特质，能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姿态和生存方式，它是语言集合的最高境界，最能为人类的精神疗伤。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写新诗的诗人是要有担当的。在这样的时期，诗人的任务艰巨，我们的集体要正视我们的生存困境，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写作目的应当是纯洁的，我们不为权利，不为主义，不为功利写作，我们只为我们民族的灵魂乃至整个人类的灵魂写作。我们应当是个超脱的集体。

（补充：诗性代表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保持非断裂性的生存态度，是从原始时代延续下来的，它受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华夏文明之所以与西方等其他民族文明不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中断诗性，诗性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