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东平世家望族

东平地处黄河、汶河交汇流域，是我国北方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东平文化与海岱文化圈和黄河文化带密切联系，同时又是东夷族文化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4000余年。在东平由国到郡，再到路、府、州、县的沿革中，东平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历史上无盐、宿城、须城等都曾作为地方行政治所。随着东平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其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东平府学曾名噪一时。地杰必人灵，得天独厚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在我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杰出人物，这些杰出人物在东平生息繁衍，成为东平地方的世家望族。具有代表性的世家望族主要有东平吕氏家族、梁氏家族、严氏家族、夏侯氏家族等。

第一节 吕氏士族的文化贡献

由于受战乱的影响，东平吕氏家族早在五胡十六国（304－－－－439）的时候就分成南北两支。南支主要侨居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支主要侨居在幽州（今北京一带）。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东平吕氏家族涌现出了吕显、吕温（北魏）、吕罗汉、吕思礼、吕僧珍、吕温（唐）、吕彦直等杰出人物，他们成为东平吕氏家族的代表。

一、吕显四世显贵

北魏时期，东平吕显家族曾是一个官宦显赫的家族，四代人中曾有多人在朝廷或在地方为官。吕显自幼聪明好学，性格刚正廉直，乡间有什么纷争或是有什么不平等的事情，吕显都会出面主持公道，因此从年少的时候起，吕显就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也初步显现出他在管理方面的才能。长大后先跟随大燕国慕容垂（即后燕成武帝，又名慕容霸，字道明），担任河间太守。北魏皇始初年（396），吕显看到慕容垂不足为恃，就带领河间郡投奔魏国，得到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的赏识，赐爵魏昌男，并让他担任巨鹿太守。据《魏文译书》记载，吕温在担任巨鹿太守的时候，清正廉洁，十分关心当地百姓的疾苦，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改善当地百姓生活条件方面，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有时候都难免饥寒。百姓颂之曰：“时惟府君，克清克明，缉我荒土，人胥乐生，原寿无疆，以享长龄”。后来吕显在巨鹿太守的任职期间去世。由此可见，吕显是以清正廉洁而闻名当时的，也很受当地百姓的拥戴。吕显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的思想，对他的后代影响很大，形成东平吕氏家族良好的“门风”，这种良好的门风对其子孙的成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吕显的儿子吕温（北魏。生卒年不详），字晞阳。《魏书》卷五十一《吕罗汉传》中称吕温“善书”，宋陈思《书小史》中称吕温“善隶书”。由于从小受到其父吕显的影响，吕温不仅擅长书法，而且文韬武略都不错，尤其喜欢接济穷人、乐善好施。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讨伐赫连昌的时候，任命吕温为幢将，他遇敌在前、夺城先登，每战必胜，因功被世祖授予宣威将军、奉车都尉，后来任秦州司马，再后来升任上党太守。在此期间吕温经常劝诫当地百姓要“做好事、积善德”，因此在治理地方方面很有名气。《册府元龟》中就记载“吕罗汉父温为上党太守善劝课有治名”。吕温死后，朝廷追赠他为“平远将军”、“豫州刺史”、“野望侯”，封其谥号为“敬”。

吕显的孙子吕罗汉（？－482），从小就宽厚诚实、富有爱心，遇事考虑周密，武功也很高。吕温在担任秦州司马的时候，陇右氐族人杨难当率领几万人侵犯上邽，秦州平民纷纷响应。镇守上邽的将领拓跋意头知道吕罗汉善于射箭，于是邀他同上西城门楼并令他射杀杨难当的将士，有23人都随吕罗汉的弦发而死。后来围攻的敌人越来越多，吕罗汉向拓跋意头建议道：“如果这时不出战打击敌人，就等于向敌军显示我们软弱，我们的军队就会军心不稳，那样败局将无从挽回。”拓跋意头同意了吕罗汉的建议，选出一千多骑兵跟随吕罗汉出击敌人。吕罗汉与众骑兵驱马高呼着冲进杨难当的部队，瞬间就斩杀杨难当左右卫士8人。拓跋意头将吕罗汉的功劳上奏，世祖皇帝很识赏他，封他为羽林中郎将。当时上邽的休官吕丰、屠各人王飞廉等八千多家民众占据险要地势叛逆，吕罗汉奉诏率骑兵一千前去讨伐，很快就将叛民擒获。世祖征伐悬瓠的时候，吕罗汉与琅邪王司马楚之在驾前做招抚工作，短短的时间内就有九千多户归降。在盱眙战斗中，吕罗汉屡破贼军，并擒获敌将颅俨、李观之等。由于吕罗汉的突出表现，世祖封他为羽林中郎、幢将，并赐爵乌程子，加授建威将军。在高宗被立为皇帝这件事上，吕罗汉也曾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高宗晋升其为少卿，仍兼幢将，进爵野王侯，加授龙骏将军。后又授予其司卫监，升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山阳公，加授镇西将军。秦州和益州地处偏远的边疆，那里的人们野蛮不服教化，经常聚众闹事，很难管理。自从吕罗汉到了秦、益二州担任刺史后，恩威并施，西戎地方的民众感激他的恩德，一时间百姓驯顺、社会安宁。太和六年，吕罗汉死于任内。

吕罗汉死后，高祖非常伤感痛惜，追赠生前官位，谧号为“庄公”。

附：北魏时期东平吕显家族人员官职图表

一代

吕显巨鹿太守

二代

吕温上党太守

三代

吕罗汉（吕温长子），山阳公，镇西将军，秦、益州刺史

吕大檀（吕温次子），中散、恒农太守

吕豹子（吕温三子），东莱州将、光州代刺史

吕七宝（吕温四子），龙嚷将军、东雍州刺史

四代

吕兴祖（吕罗汉长子），世袭山阳公

吕伯乐（吕罗汉次子），郎中令

吕世兴（吕罗汉三子），校书郎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吕显开始，到吕显的儿子吕温，再到吕显的孙子吕罗汉、吕大檀、吕豹子，最后到吕罗汉的儿子吕兴祖、吕伯庆、吕世兴，东平吕显家族在北魏时候可谓权倾朝野，共四世显贵。

二、才华横溢吕思礼

北魏时期，东平吕氏家族还有一个以才华横溢而著称的人物，就是吕思礼。吕思礼（？－－－－538），东平人。吕思礼性格温润，不杂交游。14岁的时候，曾拜徐遵明为师。他擅长辩论，一起学习的诸生都说他是“讲《书》论《易》锋难敌。”19岁那年，吕思礼考取秀才，由于他对策高第，被任命为相州功曹参军。在葛荣围攻鄴城的时候，吕思礼因为守御有功，赐爵平陵县伯，除授栾城令。普泰年间，仆射司马子如推荐他为尚书二千石郎中，但是因为出身微贱而被调出尚书省，兼任国子博士。于是吕思礼请求担任关西大行台郎中，与姚幼瑜、茹文一起入关。当时的行台贺拔岳很看重吕思礼，让他专掌机密。后来因为迎接魏孝武帝有功，封他为汶阳县子，加冠军将军，拜黄门侍郎。魏文帝即位时，吕思礼担任著作郎，除安东将军、都官尚书，又因为他擒获窦泰有功进爵为侯，封疆面积达八百余户。大统四年，因为谤讪朝政被赐死。与吕思礼同时被赐死的还有丞相府长史崔腾，御史丞董绍等。大统七年追赠吕思礼为车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吕思礼十分好学，而且文辞很好。据《周书译文·列传第三十》记载，吕思礼虽然身兼军政要务，但仍然是手不释卷。白天处理政务，晚上读书学习。公元537年的沙苑战役，高欢率20万大军攻讨西魏，志在为窦泰报仇。西魏帝让宇文泰迎战高欢，当时宇文泰只有1万人的兵力。为了鼓舞士气，西魏太祖命令吕思礼书写作战文书，吕思礼不足一顿饭的工夫就书写完毕，连太祖皇帝都叹服他写得又快又好。吕思礼当时所写的碑谏表颂，也都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被人们作为范文。

《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刊发了《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在“魏故七兵尚书汶阳吕侯墓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公讳思礼，东平寿张人也。若乃九州既载，岳牧启其首封；三分肇基，霸辅传其命氏。匡周之业，道茂齐邦；绝秦之辞，名高晋国。自兹厥后，世踵英贤。奕业冠冕，蝉联不绝······公山岳降灵，皇精散彩；恭孝作范，仁义为师。雅量渊深，泄尾闾而不竭；逸气孤远，抟扶摇而不追。加以敦悦诗书，渔猎子史；儒高歆向，文丽机云。银钩转其笔端，则鸾惊鹊起；玉柄扬其舌杪，则河注冰消······夫人辛氏，即魏太子詹事遐之第三女······”。从碑文上也可以看出，吕思礼不仅“绝秦之辞、名高晋国。敦悦诗书、渔猎子史；儒高歆向，文丽机云。”而且“恭孝作范、仁义为师、雅量渊深，逸气孤远”。这些都可以说明吕思礼不仅文采好，而且博学，做人也很讲忠孝仁义。

三、家风严谨吕僧珍

如果说吕思礼是以才华横溢而著称的话，那么南北朝时期的吕僧珍，则是一位以敦厚诚实，家风严谨而家喻户晓的人物。吕僧珍（生卒年不详），字元瑜，南朝齐、梁间东平郡人。吕僧珍出身低微贫寒，小时候拜师学习，有个善于相面的人看遍了所有的学生，指着吕僧珍对老师说：“这名学生的声音与众不同，将来必定为将为相。”吕僧珍到了20岁以后，归依了丹阳府尹刘秉，刘秉被杀后，他又担任太祖文皇帝的门下书佐。

文帝统率人马东征的时候，让吕僧珍参与主持协调行军各部事务。吕僧珍的家在建阳门东，从接受使命赴任开始，每天从建阳门经过，他都不探望一下自己的家。由此可见吕僧珍做事是十分认真严谨的，文帝因此更加信任他。

天监四年（505）冬，武帝大举北伐，从此军机之事日渐增多。吕僧珍白天在中书省办公，夜里返回秘书省（统管宿卫，从来不回家过夜。天监五年（505）冬天，吕僧珍从原来的官职受爵太子中庶子，因为离家已久，上奏请求回家拜祭祖先的墓葬，武帝为了让他显得荣耀，就让他担任家乡的父母官，并授予他使符节、加封他平北将军和南兖州刺史的官职。

吕僧珍生性诚恳老实，又是饱学之士，待人忠实厚道。他的家教也极严，对每一个晚辈都耐心教导、严格要求、注意监督，所以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吕僧珍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待人和气、品行端正，他家的好名声在当时是远近闻名。吕僧珍在家乡做官期间，从来不徇私情。他的堂侄子吕宏起先以贩卖葱为业，在吕僧珍回家乡做官后，吕宏起就放弃贩葱，想在州府里求得一官半职。吕僧珍说：“我蒙受国家大恩，没有什么可以报效的。你本来有固定的职业，怎么可以非分占有不该得的职份？还是应当赶快回到葱铺去吧。”吕僧珍老家在市北，前面建有督邮的官署，乡人都劝他迁移督邮官署来扩建自己的住宅。吕僧珍恼怒地说：“督邮的官署从建造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怎么可以迁走它来扩建我的私宅呢？”他姐姐嫁给一个于姓平常人家，住在市西，小屋面临马路，又混杂在各种店铺中间，吕僧珍经常引带着仪仗队到她家，从来不觉得辱没了身份。当时南康有个郡守叫季雅，是个正直的人，他为官清正耿直，秉公执法，从来不愿屈服于达官贵人的威胁利诱，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一些大官僚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除去这块心病。最后，季雅终于被革了职。季雅被罢官以后，一家人都只好从华丽的大府第里搬了出来。季雅不愿随随便便地找个地方住下，通过四处打听，季雅从别人口中得知吕僧珍家是一个君子之家，家风极好，他不禁大喜。他来到吕家附近，发现吕家子弟个个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果然名不虚传。正好吕家隔壁的人家要搬到别的地方去，打算把房子卖掉。季雅赶快去找这家要卖房子的主人，愿意出1100万钱的高价买房，那家人很是满意。季雅搬来以后，吕僧珍过来拜访这家新邻居。两人寒暄一番后，吕僧珍问季雅：“先生买这幢宅院，花了多少钱呢？”季雅据实回答，吕僧珍很吃惊：“据我所知，这处宅院已不算新了，也不很大，怎么价钱如此之高呢？”季雅笑了，回答说：“我这钱里面，100万钱是用来买宅院的，1000万钱是用来买您这位道德高尚、治家严谨的好邻居的啊！”

吕僧珍任南兖州刺史一百天后，又征召他为领军将军，仍像先前那样在秘书省办公。吕僧珍功勋卓著，担任武帝的心腹亲信侍卫总管，武帝对他的宠信无人能比。但他性情很是谦恭稳重，在禁中值班，盛夏也不解开衣扣。每当侍奉武帝身边，总是敛神屏息，非常恭敬谨慎。吕僧珍58岁那年病死在将军府舍里，武帝很痛惜，常常与官员们谈到他时就不由地泪流满面。

四、法学家、文学家吕温

吕温（772－－－－811），字和叔，又字化光。唐代文学家，同时又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难得的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据吕温文集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娃纂》以及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序》等文献记载，吕温实居洛阳，祖籍东平。吕温辞世时，柳宗元在永州作司马，曾为吕温写过《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和《祭吕衡州温言语》等文章，内中有“维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东平吕君卒。”的记载，柳宗元与吕温不仅是好友，而且还有很近的亲戚关系，柳宗元对吕温应当是比较了解的，由此可见吕温不仅“祖居东平”，生活中他应当是以东平人自居的，不然柳宗元不会称他为“东平吕君”。因吕温官终衡州刺史（今湖南衡阳），世称吕衡州。

吕温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吕延之是唐开元二十二年进士，曾担任越州剌史和浙江东道节度使。吕温的父亲吕渭（734－－－－800），唐肃宗元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吕温的祖父与父亲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吕温的外祖父柳识，外祖叔柳浑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吕温的弟弟吕恭、吕俭、吕让也都以诗文著称

吕温从小跟着父亲学习，20岁那年拜当时著名学者陆贽为师学习《春秋》，后又跟随梁肃学习文法。他学习认真刻苦，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参加河南省府试，取得贡试第一的成绩。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第二年考取博学宏（鸿）词科，被授予集贤殿校书郎。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吕温由于王叔文（753－－－－806，唐著名政治改革家）的推荐，担任左拾遗，并成为王叔文“永贞革新”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吕温担任左拾遗的那几年，是他在政治上最活跃的时期。他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集团时年仅30岁，可谓少年得志、锋芒初露，很为王叔文所倚重。王叔文政治集团人员中，吕温的名字颇靠前。这时的吕温行事不肯苟且从俗，有志气、有抱负，极富热情。贞元二十年（804），吕温跟随御史中丞张荐（744－－－－804）出使吐蕃，在吐蕃留居一年有余，这一年正赶上顺宗即位，王叔文推行“永新改革”。但王叔文的改革仅仅坚持了数月就失败了，与此事有关的“二王八司马”或被杀戮或被贬到外地，唯独吕温因为在吐蕃未能参与变革而幸免。永贞元年（805）秋，吕温从吐蕃回来，晋升为户部员外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吕温升任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因与御史中丞窦群、监察御史羊士谔等联名弹劾宰相李吉甫勾结术士惑乱朝政的事遭贬，先后被贬为均州刺史、道州刺史。宪宗五年（810）再贬为衡州刺史。在道州、衡州期间，吕温打击豪强、惩治腐败，使这两个州上下焕然一新，可谓政绩卓著。在衡州时，有当地的百姓5人因缴税时死于洪水，吕温特作《衡州祭柘里渡溺死百姓文》以自责，还拿出自己的俸禄抚恤死者家属，代其缴税，可见吕温当是“忧民生、悯民事”颇具仁人之心的好官，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是极其少见的。据《云溪友议》记载，李绅著名的《悯农》诗，就是因为吕温的特别欣赏而盛传于世的。

吕温的法制思想基本承袭了封建正统，在倡导明刑立威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德主刑辅”，即刑罚的施行应服务于“德”，只有“导之以德”，才能使人“迁善远罪”。他认为，为政者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须做到“修诚”、“任智”、“立威”，且此三者应“总而行之，迭收其效”，不能有任何偏废。作为国家的治理者，要想有条不紊地达成这三种理想境界，自身一定要“身有纪律，言有典章；刚包其柔，威克其爱；权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罚”。

在刑罚的实施过程中，吕温还特别强调宽猛互用，“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二者相互搭配，相济相补，方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并且，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他还极力主张废止沿袭已久的“功臣恕死”和“纳粟赎罪”的司法恶习。

他认为，刑赏是国家之大体，为政者理应郑重待之。有功必赏有罪必刑，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如果有功之臣犯了死罪得以免死，无疑是废刑乱法，鼓励犯罪，于君于臣都是无益的，姑息养奸只能遗祸于家国。“恕死”之法，绝非理想社会和明君所该施行的。

至如“纳粟赎罪”，吕温更认为这是对法律尊严的挑战。倘使能以纳粟赎罪，凶徒贪吏便会肆无忌惮地作恶，因为他们有粟可纳。这样一来，朝廷法律定得再严，就是“临以斧钺，驱于鼎镬”，也未必能震慑住犯罪。

吕温的这些法制思想理念虽是针对当时中唐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来的，其中有的失之片面或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看来，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应当说，吕温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开明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

吕温曾跟从陆质学《春秋》，又跟随梁肃学习写作，可谓学有渊源。刘禹锡说他“始学左氏书，故其文微为富艳”，《旧唐书·吕温传》亦称其文有“左丘明、班固之风”。他擅长铭赞，如《成皋铭》、《三受降城碑铭》、《凌烟阁勋臣颂》、《张荆州画赞》等；又善政论，如《功臣恕死议》、《三不欺先后论》、《诸葛武侯庙纪》等皆见识卓异。他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去世后，柳宗元为其作诔和祭文，刘禹锡、元稹等也作诗悼念他。清代李慈铭曾有“和叔之文，当时拟以左丘、班固，诚非其伦。然根底深厚，自不在同时刘梦得（禹锡）、张文昌（籍）之下。”的评价，又称赞他的铭赞诸文是“置之韩、柳集中，亦为高作”，“其气势格律，皆出于学问，自非李元宾（观）辈所可及也”。由此可见，吕温不仅是唐代的大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吕温死后，刘禹锡曾为其编撰《吕温文集》10卷，宋代时遗失。现有《吕衡州集》10卷并《唐吕和叔文集》、《吕衡州文集》等，吕温的事迹可见柳宗元的《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祭吕衡州文》以及刘禹锡的《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序》及新、旧《唐书》的记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