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褚时健公道评价吗？

去年初，由前红塔集团掌门人褚时健减刑、保外、再创业而引起的腐败官员能否以“功”抵过的争论屡见传媒。日前，读报又见有人用重笔歌功褚氏当年的辉煌，感叹保外后以其耄耋之身再次创业获得成功云云。撰稿人以“摆事实，讲道理”的笔调，多层次、多角度地为褚氏鸣不平，声称要公道评价褚氏功过是非；其核心理由是当年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才导致为国家年上缴利税数百亿元的国企老总收入过低（年薪20万元），遂而引发贪污。以功抵过，罪不当罚。

主流媒体刊载这样的文章欲意何为呢？姑且不说褚氏是以国家资源为后盾，通过红塔人的集体奋斗，使企业逐渐走向辉煌。贪污数百万元，现在还住着别墅洋房的大贪污犯能以“功”抵罪？当年刘青山、张子善自幼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将生死置之度外，可算是立下汗马功劳，唯数可数的高级干部。按功劳褚时健比得了吗？撰稿人用发达国家同等纳税企业老总们的年收入与褚氏相比，为其鸣不平。如此说来，发达国家同等官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是我国公职人员的数十、上百倍，是不是说我国的官老爷们的贪污受贿行为也是激励不足，情有可原呢？说到此处不由使我想起当年我还带着“七品乌纱”时，就有同僚私下为有所谓政绩的下马官员鸣冤叫屈。理由也是拿这么点钱，操那么大心，收点、占点辛苦费算什么呢。国家为平怨百姓抓几个倒霉蛋，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有过此种意思表达的人，有的现在还身居高位，有的则急流勇退，软着路后腰缠万贯，逍遥余生。目前的大气候在百姓中已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不图钱，当官干什么，傻呀！如今当官的贪点、占点不算什么，只要他在位时为咱老百姓多做点实事就行。这是一种可怕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人民群众适应了官场腐败久不得治的社会顽疾之痛。无视党、国利益之根本，企盼所谓民生的不断改善；致于干部队伍在多大程度上是纯洁的，政党的颜色还是否鲜红，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然而，平头百姓在官员腐败问题上见多不怪，态度消极也就算了，做为媒体，隐喻表达也好，公开彰显也罢，为下马官员歌功颂德，就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所看文章的“亮点”摘要：（以下“注”、“按”为本文作者）

1、2010年1月末，在云南省著名律师马军（注：就是那个为褚氏辩护，使其被判无期的律师）的极力引荐下，记者得以顺利进入褚时健家－－－－一处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城郊的别墅。

2、“主要是觉得心累，不想公开多谈了”......他坐在阳光灿烂的别墅四合院里，手里不断夹着支“玉溪”吞云吐雾，“我希望人们忘记了我，我出名太多总会有人不高兴，我现在就种种橙子算了。”（按：不难看出，褚氏对于其贪污被判刑一直是耿耿于怀，颇有微词的。说明三年的监狱改造并没有使他认识到他的犯罪。那么凭什么给他减刑的？）

3、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按：国企的“企业家”，姑且不谈是否是人民赋予的权利这种虚无缥缈的大道理，首先当是党安插在企业中的领导干部，不了解党纪国法吗？且不说20万年薪多少，90年代激励机制、监督体制健不健全。当时刘青山、张子善都还吃着供给制，收入少得可怜，那时的激励机制、监督体系如何？不是也毙了吗？上缴国家的利税不是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褚氏不要把自己当成资本家，企业创税多，自己就应该得的多。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不是几个代表吗？）

4、后来的褚时健，在经历女儿狱中自杀，自己身陷囹圄的沧桑后，却脱变成了一位更坚强的老人。（按：共产党的监狱坐不穿牢底，却可使人愈发坚强，莫大的讽刺噢。）

5、马军说“一直有人恶意中伤褚时健，说他以前在烟草行业的成功靠的是国家资源。”（按：看到此我真有点搞不清了，红塔集团不是国企吗？若是私企，想是法院错判了。连忙查看了一下方弄清红塔就是国企。褚氏及红塔人成功的平台确实是靠国家资源。真能混淆视听！）

5、如果没有褚时健案，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按：褚氏的以身试法带来了如今国企老总们的惊人高薪。是这个意思吧。不管目前这种拉大劳“资”收入差距的政策是否正确，党的干部不是资本家，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6、褚时健说：“不论我以前做的对还是错，只要别人能够承认我曾经在经济工作上做了些好事情，我就认为评价公道了，自己也就知足了。”（按：任何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好事情，舞台大小而已。贪污说是错，轻描淡写了点，而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