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宿
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一次失足,便再无翻身的机会。谢益兰因为法盲而无心犯错,但是整个世俗却不肯给这个一心向善的女人以重生的机会。谢益兰最终对监狱生活的向往,既是她命运的悲剧,更是对整个世俗的辛辣讽刺。作者分析到位,语言朴实,说理明确,有不错的可读性。问好作者,期待更多精彩来稿,祝您愉快!
“就像一只并不受人欢迎的狗,却总想窜进邻家的院子里转一转,还要时刻防着主人甩出的棍棒、石块和斥骂。”这是小说女主人公谢益兰在再一次走进信访局大门时给自己打的比方。
其实,一个人不论走到任何一步,都有一个必然的经过和不可扭转的结果,谢益兰就是这样。而她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信访局跑,只是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去处。然而这一次来信访局,并不是因为要上访,虽然她曾经在别人眼里是老上访户、难缠户或者钉子户,但这一次不同,这次她仅仅是来转转。准确的说,她只是再见见信访局易局长一面,当然,她也心存侥幸,渴望能够得到易局长的再次照顾,帮助她找到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活路。谢益兰的想法并不复杂,仅此而已。
人们常说“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谢益兰对此没有异议,她也没有后悔,更何况,后悔也没有用。佛讲究的是因果轮回,而芸芸众生则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谢益兰对这些也许没有更多的思索,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女人。在农村重男轻女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毒害下,谢益兰成了弱者,也成了牺牲品。
年轻的时候,少女谢益兰嫁给邻县小山村一个名叫姜大成的后生,婚后的日子波澜不惊、平平淡淡,但也风平浪静。谢益兰先后为姜大成生了两个女儿,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谢益兰或姜大成必须有一个人做绝育手术,但是姜大成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怎么也不答应做绝育手术,一定要谢益兰为他生个能够延续香火的男孩才作罢。不知是处于对政策的响应还是别的原因,谢益兰在回娘家时偷偷的做了绝育手术,而且骗姜大成说是因为阑尾炎。时间没长,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不可预料的事,他们的小女儿夭折了。一前一后两件事姜大成知道之后,暴跳如雷。谢益兰在姜大成的逼迫下再次上医院做了输卵管复通术。此后的日子里,无论姜大成怎么努力,谢益兰的肚子依旧像一汪死水,波澜不起,而她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姜大成不但对她每日里恶言相辱,而且三天两头就是一顿暴打。久而久之,谢益兰实在受不了这种炼狱般的日子,选择了逃离。
这次逃离,让谢益兰仿佛又看到了幸福的曙光,她在本地另外一个村子找到了活干。那家的男主人叫马杰,经营者一个效益不错的狐狸养殖场。但是养殖场的女主人却得了一种怪病,在谢益兰到那儿的半年之后就撒手西去了。马杰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好人,谢益兰也没有告知他自己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只说自己丈夫在外出打工时死于一次事故。就这样,两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办理了结婚登记,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些看似早已普及了的法律常识,对于农村出身的谢益兰来说仍然是盲区。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增添了最为重要的一笔。人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在去县城卖狐皮的时候,被她的第一任法定丈夫姜大成同村的一个人看到了,而且那人出于好奇并跟踪了她。接下来等待谢益兰的便是警察直接找上了门。她,被姜大成以涉嫌重婚起诉了。
就这样,一个原本老实贤惠、本分能干的善良的女人终于彻底的掉进悲剧式的命运漩涡之中。她和马杰那美好的日子也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了。证据确凿,无以辩解,谢益兰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如果说她的命运是一出悲剧的话,此时她的悲剧才正式开始上演,而以前遭受的那些毒打,充其量只是这出悲剧的序曲。
由于狱中不错的表现,她蹲了将近一年时间就被减刑释放了。出狱之后的她,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彻底变了,已经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在收监期内,姜大成就和她离婚了,她和马杰的婚姻,自然也不能算数。马杰卖掉了所有的家产进城陪自己的儿子读书,唯一留给她的只有两间破瓦房。自己没脸回娘家了,正在上学的女儿也不认母亲了。就连一分耕地也没有,一个由于愚昧而犯错误的女人,就这样赤裸裸的将自己暴露在世俗的目光之下,每走一步,总有人在身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谢益兰开始上访。“自古以来都是任打不罚,任罚莫打,我都服完刑了,总得让我有口饭吃吧。再说我和马杰明铺明盖两年多,乡里还给发了结婚证,那个结婚证可以宣布无效,但总不能说我这条命也活得无效吧?”谢益兰无数次的上访,信访局易局长无数次的听她倾诉,对她也深表同情,并四处奔走,终于为她争取到马杰那个村上一个死去的五保户的一亩半地。地到手了,但谢益兰还是觉得自己惶惶的,像串门一样隔三岔五总往信访局跑,跑到几乎所有政府大院里的人都认识她,并像躲瘟神一般躲着她。只有易局长一如既往的接见她,听她唠叨。她甚至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易局长一个人拿她当一个人来看待。并在易局长的极力帮助下,谋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清理政府大院草坪里的杂草。虽然工钱不高,每天只有三十元钱,但她非常乐意。因为自从她出狱之后,任何一家单位或私营个体的用人单位,看都不看她一眼。她成了名人,她成了一个像野狗一样的名人。“一口想吃两根黄瓜,也不怕撑死……”走到哪里,她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就在为政府大院清理草坪杂草的那天,她被其他几个一起干活的女人无端羞辱,进而厮打成一团,而此情景,恰被政府的朱副县长看到。朱副县长认识她,也知道她的来龙去脉以及上访的前后因果。然而我们尊敬的父母官、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好儿子朱副县长却完全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那种大气和风范,在问明缘由之后,将一腔怒气洒在了易局长身上,并毫不留情的让这个女人立马滚蛋。
谢益兰真正成了一条野狗,没有了精神上的归宿,甚至没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耐心了,她感到无助,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她甚至感觉到没有一个人会平等友好的对待自己了,她开始在黑夜里一个人哭泣。易局长虽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她却不能再给易局长添麻烦了。她想到了监狱,她想到了在监狱了待过的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挺不错的。“一人一张床,收拾的干干净净规规整整,按时熄灯休息,按时操筷吃饭,其他的时间就是学习干活。关键是,牢房里的人都是背了罪名的,没有谁瞧不起谁的……”谢益兰终于在深夜里睡去了。
数日之后,谢益兰再次来到县城,她在政府门口来来去去的溜达,她认准了那辆车,那辆屁股上背着四个环的车,就静静的停放在政府大院的某处。她那一天看到朱副县长就是从那辆车上下来的。她策划了一场阴谋,她想为自己的悲剧命运画上一个句号。
谢益兰从县政府大门口拦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说是去县一中(马杰的儿子在县一中上学,她原本打算是去看他的),三轮车上路不久,又要求司机掉头去县政府并承诺付双倍车费,三轮车到了县政府门口之后她借故没零钱而付给司机一百元,司机没零钱找她便下车换钱去了。就在这会儿,谢益兰开上三轮车加足油门急速朝那辆屁股上背着四个环的高级小轿车撞去……谢益兰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在监狱里的生活状态,她感觉的前所未有的轻松。她觉得只有那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
小说的故事就是这样,在撞车之后,她倒在血泊之中,但她的意识依旧很清晰,她依然能够听见朱副县长歇斯底里的狂吼以及易局长焦急的呼喊。
一个在世俗眼光下夹着尾巴做人的弱女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壮举。她没有对自己悲惨命运进行深刻的反思,也没有将自己的一腔怨气撒在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她只是以一种报恩的心态,想为易局长出一口气,而自己也能如愿入狱。她甚至渴望能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安度残生。读完小说,我被拉入深深的思索当中。文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个性都那样的鲜明,他们在各自的小社会小圈子里,尽力的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尽力的充当着构成这个大环境的每一个要素。愚昧而固执的姜大成,善良且诚实的马杰,与人为善为民谋生存的易局长,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朱副县长,还有谢益兰周围那些许许多多在世俗下显得有些龌龊的男人女人们。谢益兰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归宿,或多或少都和他们有关。也许,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地方适合自己,总有一个地方可以栖身,总有一个地方能够成为自己真正的归宿,谢益兰应该是找到了,那就是她所向往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