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村庄民主还有多远？

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农村的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农村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优劣。

中国大陆目前有六十九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的人口在1000人左右，就是说有大约七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管理农村的机构主要是村民委员会，这一机构是隔三、四年选举一次的。

每到选举时期，各个候选人就开始“活跃”起来，纷纷走家串户，和呆在家里的村民打招呼，有的以许诺，有的以物质性的“奖励”为主，虽然都是些小物品，如香烟，洗衣粉之类的，但是他们为了选举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有部分人认为，像大多数西部地方，农村人口素质普遍不高，本身文化水平也很低下，对于民主、选举、管理之类的话题漠不关心，所以内定的候选人做个过场，搞一次选举进入正式编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误读了民主的含义，如果以内定的候选人以等额选举进入管理层，那么他们就不会担心落选的问题，以后处事作风将会变得僵化和跋扈，这一点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暴露。几年前喧闹过一阵子的乡镇官员民主直选的事情，在经过不多几次的简单尝试后就草草收场。原因很简单，选出来的机构成了橡皮图章机构，夹在村干部与乡镇府之间，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没有自主权，处境尴尬。民选的村委会立即遇上了与村党支部之间的权力交叉，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还规定，村支部在村庄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等于给民选的村委会头顶上戴了个紧箍咒。

为何村干部的架子大，他们有些是干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老干部，从未出过农村，在任职期间结下了广泛的交情，不仅在乡一级里表现“出色”，而且往往依托家族势力。农村的布局一般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某家寨，某某湾等带有姓氏的地名很常见，这些家族中有威望和势力的领头人就很快跻身村干部，底下自然有族人的支持，在外打击外姓，排斥异己和异见，在村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自然就不会轻易让民选的村委会捞到好处，所以这搞民选一举措是个折腾，让人们燃起的一丝希望又很快熄灭。

村庄是农村村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村一级权力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宅基地安排、承包土地的调整、集资修路、办学、合作医疗、社会保障、农产品补贴、牲畜防疫等等，所有村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既是各家各户村民的利益所在，也需要由村一级公共管理机构予以管理、统辖、安排。

村一级管理的效果好坏，直接关系到村民利益的增加与耗减，这些事务一年到头持续不断，自然会引起村民对相关权力实施的持续关注。土地在农村是相当重要的生产资料，一旦遇到土地政策调整，土地的变动就成了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分配的公平与否，土地距离的远近，都会影响到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有时甚至闹出流血事件来。权力的滥用与缺乏监督就使得他们按关系行事，自己的亲属就分得肥沃地皮，与自己关系不好的就打远一边去。长期的一言堂，造成了监督的缺失，村民反而认为去监督是多管闲事，所以有些村干部，甚至是小小的村纪检当了两三年就盖起了小洋楼，利益分配的严重倾斜，恐怕会危及到现行的村庄管理。

农村兴起的五保户低保等福利也充斥着巨大的利益链关系，有早已奔小康的还享受着低保，每月到信用社领取；也有靠捡柴卖菜艰难过活的无法享受低保，按现在的生活水平来算应该属于绝对贫困线了。对于这类村民的生活问题，村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位老大爷因为膝下无子女，老伴又过世得早，只能靠捡柴过活，居住在简易搭建的茅草棚里，而他因为和村干部搞不好关系而受冷落，只能逢人便说，“还是早些死了好，免得受罪。”

2002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被看成是打破一元制的有力尝试，但是如上所述，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未能改变现行村与乡镇关系的做法，所以很快宣告失败，我们也应看到，整个社会民主化不单单是城市的繁荣，城市小区的管理（当然，小区的管理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绝对优先于农村的前提下。）这样不全面的民主上，而是要兼顾农村的现状，努力改变村子管理一元制的束缚，才有可能建立较为全面的村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