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昏君与正气奸臣

——试说赵构与秦桧

提起昏君，人们自然会想起历史上被赵高控制作弄的秦二世，令人啼笑皆非的“指鹿为马”；和西晋那个在饥荒之年叫老百姓喝“肉粥”的傻子皇帝司马衷。因封建的宗法皇族制度，导致这些弱智儿君临天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秦末的白骨盈野和西晋的饿殍蔽道使泱泱华夏陷入九死一生的浩劫，每每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总使人掩卷而悲。而所谓开启南宋“中兴之主”的赵构，因冤杀岳飞，向金邦俯首称臣，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纵观此人享年八十一岁高龄的一生，其执政期间昏则昏矣，但昏聩中却显示出少有的精明，在中国历朝历代昏君中可算是个另类。

再谈奸臣，一提起奸臣，人们就会想起赵高、刘谨、魏忠贤，但这些人格严重分裂的阉竖是封建皇权的土产品，不值得一提。而像李林甫、严嵩之流，其本身就人品不正，专以谄媚之术惑上，来祸国殃民。但，永远跪在岳武穆墓前的秦桧，这个有史以来的巨奸，在未窃居高位之前，却是一个读圣贤书，行正义事的有为之士；其后，却“挟虏势以要君”（语自朱熹），打击异己，残害忠良，聚敛无度，终至千百年来跪在武穆墓前，并还要万年，万万年的跪在那里赎罪。

现在，就来看昏君怎样精明的冤杀岳飞，向金国俯首称臣，以换取偏安一隅的“绍兴和约”；又来看秦桧怎样从一身正气到勾结金邦，挟势玩弄赵构，构千古之冤狱，陷万民于涂炭的那一段历史。

先说赵构：

这是一个姥姥不疼，姑姑不痛的弃儿，只不过，他身上有徽宗骨血。而这脉骨血是这位风流皇帝在酒酣耳热之际不经意间在一位韦姓宫女身上种下的。至此，他成为徽宗的第九位皇子，母贱子也贱，两娘母在宫中地位低下，备受冷落。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这位九皇子砥砺自强，史称他“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取自《宋史•高宗本纪》），应该说，比他大哥钦宗少了许多皇家锦衣玉食的靡丽弊习，在北宋末年那个世风靡荡的年代，这位九皇子既属文又习武，可能是徽宗所有骨血中的一只“云中鹤”，但此时九皇子练本事仅仅是想摆脱自己在宫中卑微的地位而已，对九重大殿上的帝位来说，可能在梦中都不敢去想。

但是，亡国的屈辱激发了这位皇子的血性，靖康之变时，“帝慷慨请行”，与张邦昌一起做人质到金营议和，当张邦昌面对强虏完颜宗望的威势痛哭流啼，一味叩首哀告时，这位牛高马大的九皇子不卑不亢，镇静肃然。传说侵宋统帅完颜宗望奚落正在研读《孙子兵法》的九皇子时，其勃然变色，拿起营帐中的硬弓，搭箭指向宗望，此举吓得宗望跑出帐外，与赵构比试弓箭，最后不得不折服赵构的武功，进而不相信赵构亲王的身份，放其回城。这段野史本人以为是史家粉饰虚构，而真相应该是，赵构魁梧的身材，镇静的气度，给完颜宗望造成了错觉，以为宋人糊弄了他，派了一个武将来冒充皇室亲王，故而遣还之。

赵构凭借徽宗韦氏给他的好身材，和宫中属文习武练就的好气质，被完颜宗望误判逃脱一劫，被替死鬼肃王赵枢所取代，否则，他也会随父兄魂断五国城，南宋的历史该怎么写，就得打个大问号了。

再来看此时的秦桧。

这个在徽宗政和五年进士及第的二十五岁青年才俊，凭着自己的博闻好学，勤勉任事，进太学，任学正，进而位列朝班，但仅为一个地师级的职方员外郎。尽管其身微位卑，读圣贤书，食大宋俸禄，其忠君爱国令人感佩。

在靖康突变时，他不顾自己卑微的地位，一腔正气，敢于直言，对金使强行的勒索直陈己见而名声大噪，在殿议中力陈四策，其中心意思是，不能应允金国的割地要求，并不许金使进入皇宫，还提出加强守备以御敌，史称他指出金使勒索“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其公忠体国之心赢得人望；至金人囚禁徽钦二帝，欲立汉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时，是他上书向金人强烈抗议，其言辞峻烈，忠肝义胆，薄于云天，以至于今天在宋史中读到这篇正义檄文时，仍被其一腔热血，高尚的节超所折服。

但，就因为这篇正气凛然的抗议书，沦为了金国的囚徒，尾随于呼天抢地的亡国之君，在凄凄寒风中，淋淋冻雨里押往异邦，这是中原华夏民族的千古屈辱！在这漫长的囚徒生涯中，秦桧的人生出现了拐点，目睹金人的残暴，人性的脆弱击跨了其先前的一腔热血，一股正气。他看见了这支囚徒队伍中同为虏臣的几个人的命运：

吏部侍郎李若水随卫钦宗入金，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诋金人为狗辈。金人曳出，击之败面，气结仆地，”后，金帅威逼，“历数其五事曰：“汝为封豕长蛇，真一剧贼，灭亡无日矣。”粘罕令拥之去，反顾骂益甚。至郊坛下，谓其仆谢宁曰：“我为国死，职耳，奈并累若属何！”又骂不绝口，监军者挝破其唇，噀血骂愈切，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年三十五。”

同行的抗金名将张叔夜，道中不食粟，唯时饮汤。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年六十三。”绝食而死。

在国破家亡之时，这些节义之士的风骨令人赞叹，而秦桧是如何对待的呢？愚以为，苦难能磨砺人的意志，但它是一柄双刃剑，也能消磨人的意志；眼前张、李二人的遭遇，那血淋淋的场面，那对大宋皇家贵胄的非人折磨，使他的道德底线彻底崩溃，仅有的书生正气让位于强烈的生存欲望，由此向卖国祸国的歧路上走去。在强权下面的人性啊，竟是如此之脆弱！

卖国要有卖国的本钱，秦桧的一手好文章成为他的进身之阶，在这一队俘虏向五国城艰难跋涉时，时逢赵构继位，昏聩的徽宗让秦桧向金人进奉草拟好的和议书，得到金人勋贵完颜昌（挞懒）的赏识，甚至将其推荐到金帝面前，金帝又将其赏赐给完颜昌，被完颜昌任命为幕府参谋。至此，秦桧命运陡转，来了个角色大转换，由俘虏而成为侵略者的座上宾。

而此时的赵构呢？历史的风浪使这位卑微的九皇子走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

初为人质的金营生涯使他身价倍增，在赵宋宗室尽皆萎靡之际，二帝东掳，空缺的皇位在向他招手，但在宫中长期的卑微，使他还没有勇气挑起这付风雨飘摇中的烂摊子。可是，金人要彻底灭亡大宋，扶持傀儡皇帝张邦昌的恶行激起了九皇子的血性，“宁与外虏，不与家奴”这个封建帝王的惯性思维使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在逼迫张邦昌去除帝号后，反而封其为南宋帝国最风光最体面的职位——太傅，但半年之后，就要了他的老命，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初出手时，机谋之深，手段之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清除僭位异己之后，应该对当时的国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了。鉴于多年的积贫积弱，他听从了臭名昭著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的主张，不顾抵抗派宗泽，李纲的苦力劝阻，不亲临抗金前线激励士气，还残酷的诛杀了上书主张抗金，迎回二帝的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而是越过黄河南撤，把抗金防线后移到了淮河，而使黄河北岸大片土地上的民众仍由金人蹂躏。赵构称帝后的第一个举措向世人明示了他一生避敌，屈辱偏安的执政纲领。

即位初期的建炎年间，对赵构而言，可谓是备尝艰辛，铭心一生。于金国而言，一定要斩草除根，那许你衰草复萌，遂举倾国之兵，欲一举剪除这新生嫩芽，而黄潜善、汪伯彦的不设防，遂有赵构扬州二十余骑的仓促出逃，扬州出逃气喘未定，又有完颜宗弼（兀术）的“搜山捡海捉赵构”，尽管其低声下气地向宗弼上书哀求：“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但完颜宗弼还是迫使其在福建茫茫大海上飘泊两月有余。从此，恐金、惧金成为赵构终身无法释然的块垒。

避金出逃期间，最使赵构揪心的是在杭州的“苗、刘兵变”。

时值建炎三年，扬州逃亡还惊魂甫定的赵构来到杭州，在惊恐中还没有喘过气来，就被苗、刘这两个随军扈从的中级将领因索要赏赐，和遭受宦官的凌辱，策动禁军将赵构驻跸的行宫围了起来，在当着这位新皇上手刃了阉竖，杀鸡给猴看了过后，又得寸进尺地威逼其退位，让位于三岁的小皇子，并将其软禁于行宫旁的一座寺庙。

此时的赵构既愤懑又无奈，试想，刚刚在颠沛流离生涯中坐了三年的宝座，突然被这伙悍将暴兵撵下台，那胸中的愤懑之焰肯定会积蓄成冲天怒火。

好在这两个败类的逆行被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等迅速剿灭，在除逆的过程中，史称：“世忠驰入，帝步至宫门，握世忠手恸哭曰：“中军吴湛佐逆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诛乎？”世忠即谒湛，握手与语，折其中指，戮于市。”赵构的冲天怒火终成睚眦以报。可见，“苗、刘兵变”在其心中留下多么浓重的阴影。

同年十二月，在躲避完颜宗弼的逃亡中，行至明州时，“禁卒张宝等惮行，谋乱，命吕颐浩等伏兵，执宝等十七人斩之。”这是继“苗、刘兵变”后的又一次对赵构的武装威胁。从史书上寥寥数语的记载，本人理解为扈从赵构的禁卫对其畏敌如虎，一味逃亡的强烈反应。这次有惊无险的“小兵变”虽然胎死腹中，一定激起了赵构对手握兵权武将的猜忌。

可以想见，两个只掌握了数千禁卒的苗、刘敢叛乱逼位；数十人的禁卫竟敢持械谋乱；造成了他一生的伤痛，加之先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武将的疑异，其骨子里对武将的防范，奠定了他终其一生对抗金将领的忌刻，从而为他后来在抗金形势大好时，孤意决绝地褫夺了“中兴四将（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的兵权，冤杀岳飞，解职韩世忠等埋下了伏笔。因为他自毁长城，“绍兴和议”后，南宋无名将遂贯穿始终，赵构从两次大小兵变的反面总结出兵权对皇权的威胁，使南宋一朝始终软弱、屈辱，偏安一隅，真是贻害无穷啊！

就在完颜宗弼以搜山捡海的得胜之师耀武江南时，不成想在镇江焦山遭遇仅八千士卒韩世忠的阻截，被围困于黄天荡四十八天，终于大溃。至此，宋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赵构在喘了一口长气之时，定都临安，作好长期偏安的打算。

恰在此时，秦桧回来了。

在金邦三年的虏臣生涯对秦桧来讲，是过得很滋润的，因为他的彻底转向，成为完颜昌的高级幕僚，竟而成为知己。有野史称，秦桧在完颜昌帐中，其妻王氏与完颜昌有私，对这个说法姑妄听之，也惑而疑之，如果这一野史成立，秦桧就是卖妻求荣了，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秦桧与完颜昌不寻常的关系。

秦桧南归后，朝议汹汹，真正是像他所说“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吗？非也！肯定是与完颜昌密谋在先，是完颜昌“纵之”，也就是作为金邦的代理人，放秦桧南归。正当秦桧南归后百口莫辨时，时年三十总摄中枢政要的范宗尹站出来帮秦桧辩白，为什么范要帮秦桧说话呢？细查宋史，这位年轻宰相“少笃学，工文辞”，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任太学学正，两人有文章往来，大概是惺惺相惜罢。由于有当朝执宰推荐，秦桧得以觐见赵构，这是昏君与奸臣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

在这次接触中，史称：“未对前一日，帝命先见宰执。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帝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应该说，对于这次觐见，秦桧是作了充分准备，他利用了赵构的思母情结，对其详细汇报了韦氏被掳往金邦的境遇，并进而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投降主张。所谓“南自南，北自北”就是秦桧与完颜昌约定的，金邦统治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和民众，南宋偏安于南方，照此推理，赵构日牵夜挂的母亲韦氏也就能结束在金邦的屈辱生涯，回归临安小朝廷了，这个计划正和赵构心意。

凭着这一份觐见厚礼，秦桧晋升为礼部尚书。但礼部尚书只一部级官员，哪能满足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野心，为能执掌中枢，他竟不惜对平息众议，举荐自己的“恩人”范宗尹下手，将其排挤出朝廷。秦桧这着损招真是“桌面上握手，桌面下匕首”，其初出手的阴毒狠辣令人惊心。

在排挤范宗尹后，“宗尹既去，相位久虚。桧扬言曰：“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或问何以不言，桧曰：“今无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此为绍兴元年。

秦桧由此而第一次坐上了执宰的交椅，正欲大展拳脚推行自己的卖国计划时，金邦一项突如其来的安排改变了赵构对其的信任。

其时，金人推出了又一个傀儡政权伪齐刘豫，用这个儿皇帝来挟制赵构，用汉奸来取代正统。

昔日的知府竟然僭位挑战正统，赵构那里肯答应，于是就有下面一幕，精明的昏君翻脸了，史载：“上召直学士院綦崈礼入对，示以桧所陈二策，欲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帝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桧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今无闻。”崈礼即以上意载训辞，播告中外，人始知桧之奸。龟年等论桧不已，诏落职，榜朝堂，示不复用。”于是乎，在相位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的秦桧第一次被罢免。

从这则史载中可以解读出赵构的精明，那就是绝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经历逃亡生涯换来的皇权宝座，尽管你秦桧“朴忠”也好，为偏安朝廷中的“佳士”也罢，触及了我的根本利益，我就要对你痛下杀手，并将你昭示朝廷“示不复用”。

一个人如果死心塌地的走入了邪恶的歧路，是不思悔改的，遭遇这一次挫折后，秦桧蛰伏于温州、绍兴，在暗中窥视着宋金两国的动向。

而此时的赵构，则专心对付欲取而代之南宋的伪齐刘豫，其惯性思维是“天无二日”，你刘豫原是我治下的旧臣，岂容你蛇窜龙池；再有，其江淮治下的南方，溃兵散勇持械自重，被逼上梁山的钟相、杨么也割据称王，“攘外必先安内”，精明的他不惜重用武将，而后起新秀岳飞，进入了他的视野，因岳飞在江西平定多处盗贼，“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在此，请大家注意，赵构对岳飞的褒奖并不是对金作战的勇猛，而是欣赏其镇压这些“腹心之患”的“精忠”。

终于，金人废掉了刘豫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宋金又一次正面对峙，赵构想起了“南自南，北自北”的偏安方略，应张浚推荐，于绍兴五年“帝驻跸平江，召桧赴行在，用右相张浚荐也。”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张浚乃南宋抗金名臣，其政治主张与秦桧是南辕北辙，两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但此人性格中一个最大缺憾就是嫉妒武将，其执政期间一再挟制武将的兵权，与精明的赵构心中暗合，而秦桧对武将阻碍其推行投降主张也是心怀愤愤，故而两人在此问题上一拍既合，再加上张浚平定“苗、刘兵变”有功，故在举荐秦桧时能得到赵构首肯。

但张、秦到底是冰炭不同炉，在同朝共事中发现其奸佞的本性，所以在张浚处理褫夺刘光世的淮西军营导致“淮西兵变”而引发辞职时，赵构向其询问宰相人选，并有意任命秦桧为相时，张浚表示否决，史载“帝问：“谁可代卿？”浚不对。帝曰：“秦桧何如？”浚曰：“与之共事，始知其暗。”秦桧二次复出初挫，但此奸能屈能伸，又转投于新相赵鼎门下，史称“桧在枢府惟听鼎，鼎素恶桧，由是反深信之，”但执掌朝纲，位列首辅是秦桧一生的追求，在表面阴服赵鼎之际，这个巨奸抓住赵鼎劝赵构立储，触动了赵构不能生育的隐痛，对赵鼎产生厌恶之时，又不失时机的对其构陷，声称鼎在靖康之变中曾拥立张邦昌，遂使赵鼎在造谣污蔑声中下台。至此，巨奸以这种卑鄙的小人伎俩第二次上台，开始了长达一十七年的卖国生涯。

于是，就有了绍兴八年的第一次“绍兴初议”。这次“初议”，是其时主政金邦的完颜昌向赵宋抛出的橄榄枝。完颜昌这个人在金史中虽然被纳入“叛臣孽子”之列，但在金邦中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识时务者，特别是在绍兴元年率万余大军南侵，在泰州缩头湖遇水泊梁山张荣义军截击大败，仅余二千人溃逃，此后，锐气大灭，遂有与南宋和议之意。他深知女真这个少数民族无法以武力消灭这个以华夏正朔自居的赵宋王朝，在树立了两个傀儡时，又被赵构以“卧榻之侧”的祖训强势拒绝，在营帐中与秦桧密谋三载“南自南，北自北”的方略因秦桧柄政而有了实现的可能，史称：“左副元帅昌送伦等曰：“好报江南，自今道涂无壅，和议可以平达。”伦入对，言金人许还梓宫及太后，又许归河南地，且言废豫之谋由己发之。帝大喜，赐予特异。”这条消息，对赵构而言可谓欣喜有加，一是消除了“卧榻之侧”的腹心之患刘豫；二是金邦的优待条件中没有提及放还活着的钦宗；三是父亲的骸骨和母亲韦氏可以南归，自己的帝位是稳固的，迎取母亲的回归又能赢得孝悌之名，至于割地称臣，只要皇位在我，偏安一隅，仍能君临江南，何乐而不为。对于秦桧来讲，与老上司，大恩人完颜昌苦心三载达成的卖国方略就要实现了，当然是力主其成。但是，有了第一次罢相的经历，这个巨奸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在朝中众多忠贞之士对这个卖国条款大张挞伐时，“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从以上昏君与巨奸勾结的翔实描述中，乃知，昏君与巨奸已经上了同一条贼船，开始书写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岁月。在秦桧替代赵构向金使叩头跪拜接受降表后，第一次“绍兴初议”告成。

“初议”成功后，昏君和奸臣欣喜如狂，那知完颜昌在金邦内耗中身亡，完颜宗弼大军压境，面对金军的虎狼之师，昏君和奸臣身上表现出久衰的血性，但这血性仅对宗弼，昏君和奸臣都留了一手，不跟金邦撕破脸皮，两人都很精明，没有强有力的反击，就不可能坐到谈判桌前，但两人都很默契的把握一个度，稍战既退，以使金邦不可小觑。于是就有顺昌、偃城大捷后岳飞的饮恨朱仙镇，又在完颜宗弼的威胁下，由昏君主使，奸臣炮制了风波亭的千古冤狱。

时传签定于绍兴十一年的“绍兴和议”有一付款，规定南宋不能因故换宰相，但本人遍查典籍，没有找到原始依据，但据传言猜测，内耗后的金邦仍把奸臣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是一点都不假的，试看和议时宗弼对秦桧传信，“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这是巨奸作为金邦代理人的铁证。

“绍兴和议”成功了，其条款是，纳币，割地，向金邦称臣，付出以上三项的代价是金邦返还徽宗梓宫（骸骨）和韦氏。从此，昏君和奸臣在“暖风熏得人欲醉”的西湖边歌舞升平，乐不思北。但是，因要岁岁向金邦纳币，南宋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既然要以国库的币帑来满足金邦的贪欲，就不得不在其治下的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在向金邦割地后，其时南宋管辖的疆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其向百姓横征暴敛的赋税在昏君执政后期却达八千多万贯，超过了王安石新政时期的六千万贯，昏君和奸臣的苟且偏安是建筑在江南百姓水深火热的地狱生活之中，也就难怪，南宋始终，民间自发的起义此起彼伏，令昏君和后继者穷于应付，疲于应对。

又看奸臣在“绍兴和议”中建立了不世之功后，有多胆大妄为：

据《宋史•刑法志》载：“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在他窃位期间，共排斥异己，构陷忠良四十九人。其中，直接炮制了风波亭冤狱，屠杀岳飞父子和张宪三人；将范宗尹，陈刚中，赵鼎逐出朝廷，死于贬谪之地三人；直至行将就木的垂死暮年，仍“使汾自诬与浚及李光、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皆与焉。狱成，而桧病不能书。”这段史料记载了他逼死赵鼎，仍不放过其子赵汾，对其刑讯逼供，让其自诬与张浚等五十三名朝中贤良谋反，并捏造好了材料，只是秦桧此时已病入膏肓，来不及上报而作罢。

秦桧打击，逐斥这些贤良的手法可谓五花八门，众所周知的“莫须有”是他的专利，还有“嘲毁”、“诽谤”、“谤讪”、“讪谤”、“谤毁”等无所不用其及的罪名，对忠臣良将大张挞伐，大加贬斥，以巩固自己一手遮天的相位。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一句评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细思之，曾任太学学正的秦桧在南宋士林中应该是一个饱学蓍儒，其改革汉字创造的“宋体”至今仍为政府公文用字，但因其品行卑污，醉心权欲，对打击同僚是花样翻新，构陷有加，真是“儒以文乱法”的典型；进而联想到文革中那个“金棍子”以文乱法，制造的一起起惊天冤案，步其后尘何其乃尔；又想到在八十年代制造“六四”动乱，挟洋自重的一批精英学者；及近年来靠洋人施舍，被反华势力授予所谓和平奖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败类；对这些“以文乱法”的乱臣贼子应该永远不给予他们政治生存的土壤。

在这个奸臣专权擅政的十七年间，其令人发紫的疯狂行径昏君一点都不知晓吗？对此，昏君头脑是清醒的，就在“绍兴和议”由秦桧紧锣密鼓推进之时，忠良之首李光在赵构面前斥责奸臣：“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查”，因昏君和奸臣在偏安和卖国的大方向一致，遂由奸臣罢免了李光，但在李光陛辞时，赵构又对其慰勉有加，称其：“卿昨日面叱秦桧，举措如古人。退而叹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由此可见，在一味屈辱偏安时，赵构对秦桧的提防之心；又如，绍兴二十四年，“衢州尝有盗起，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晋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惊。”史书上这一个“惊”字，道出了赵构对奸臣擅政的极度警觉；又有，奸臣专权时，“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由此看来，昏君对奸臣的熏天权势是洞若观火，隐忍不发而已，其阴挚、精明由此可见；还有，秦桧柄政期间，力欲加害的主战派贤相吕颐浩、张浚，抗金统帅韩世忠，赵构没有遂其淫威，只是将吕、张外放，韩世忠解除兵权，让这几个在“苗、刘兵变”中有恩于己的忠贞之士善度余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昏君人性中的一抹亮点。

绍兴二十五年，奸臣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其临死时还痴想将窃据的相位传给自己的螟蛉子秦嬉，可见其贪权，恋权到何等程度。

对于奸臣要求传承相位的奢求，昏君是如何处置的呢？对奸臣的擅权，昏君心知肚明，在秦桧病死的当天，就解除了时任临安府尹的桧党曹泳，将京城的警卫大权收回于皇家；在第二天上午，精明的进封秦嬉为少师，又命其致仕，实际上是剥夺了秦家的权力；又罢黜了上书力推秦嬉为相的桧党徐嘉，张扶；在重新调整官员时，史载“，诏监司、郡守，事无巨细，皆须奏闻裁决，毋得止上尚书省。臣僚荐举人才，必三人以上同荐。”也就是说，这次大调整的最后定夺，不经过尚书省，必须三人以上推荐，经过昏君本人裁决。精明的昏君终于彻底抛弃了这条走狗。

奸臣走了，昏君也于绍兴三十二年退位，以太上皇身份征用了奸臣的“德寿宫”养老，此举应是对奸臣擅作威福的清算吧，并在此处终老一生。但是，其设计的偏安投降路线贯穿始终，史称，绍兴二十六年下诏：“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谕定议耶……自今有此，当置重典。”，也就是，对敢于质疑其投降路线的廷臣不惜以“重典”来处置。宋史对其评价是“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这是对昏君永世不得翻身的春秋正义之言。

昏君和奸臣造就那段屈辱的历史于今已有八百多年了，历史是公正的，下跪于西湖边岳武穆墓前的四个丑类已证实了人民大众对那段积贫积弱岁月的铭心之痛和悲愤之情。但在近年来，一些人竟以重新审视历史为由，为昏君和奸臣翻案，指出其偏安一隅是使江南百姓免遭战火云云。如果按这些人的历史观来清理历史，照他们的逻辑论证来看待历史，抗日战争中的大汉奸汪精卫岂不成为“曲线救国”的功臣，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光耀史册的抗日战争岂不大打折扣，对这种歪曲历史，不辨忠奸的历史观应该坚决予以摈弃，岳武穆墓前的四丑还应该加上一个大丑，那就是赵构！

注：本文所采史料均取自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