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

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不干事，不说话，呆若木鸡，于世何益？焉称圣人？再说，人又如何能修炼到这种“无为”“不言”的地步？

《庄子•德充符》可以帮助我们弄懂这些问题。

《德充符》讲述了四个异人，一个丑陋的人叫哀骀（dai）它，两个被截去一只腿的受刑人：王骀、申徒嘉，一个被斩去脚趾，人称叔山无趾。别看这四个人或残疾不全，或其貌不扬，却都是经天纬地之才，他们不仅自尊自爱，并且都具有人格魅力。如王骀，虽然只有一条腿，可是他的弟子多得竟然能和大教育家孔子平分秋色。此人站着不施教，坐着不论理，学生空手而来，满载而归，个个都成饱学之士。再说申徒嘉。申徒嘉和齐国宰相子产都是伯昏无人的学生，子产却傲视申徒嘉，不愿与之为伍。对此申徒嘉不卑不亢，他说：我跟伯昏先生求学已经九、十年了，我从不曾感到我是断了腿的残疾人。今天，你和我以道德相处，却要求我身体完好，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子产听了这话，羞愧得无地自容。还有叔山无趾。这个被斫去脚趾的人。他去拜会孔子，孔子慨叹他不争气，大错铸成，无可挽回。叔山无趾则不同意先生的意见，他说：因过错我失去脚趾固然痛心，但世界上有比脚趾更值得珍惜的（那就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进取心）。天地空旷无边，无所不能包容。你是有名望的师长，我把你看成天地，希望你能接纳，谁知道你竟是这样心胸狭窄！孔子听了这话同样感叹不已，认为叔山无趾这样断了脚趾的人都能知耻为勇，弃旧图新，更何况是身体健全的人呢？《德充符》中还通过鲁哀公讲述一个叫哀骀它的丑陋无比的人。这哀骀它除了丑陋看不出有什么才能，但却有十几个女人乐于委身于他。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君鲁哀公竟然愿意把国事交给他，还惟恐他不接受。鲁哀公说他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没有功业也能使人亲近。这个叫哀骀它的人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四个人的表现和作为各有不同，才能和成就也不一样，但都有其共同点：他们都勇于自新，改正过错，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并且都“说大人则藐之”，从不在权势和权威面前委曲求全。他们都有很高的境界，都能做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有这些都为孔子、子产和鲁哀公诸人叹服。

怎样才能达到他们这种境界呢？从孔子、子产、鲁哀公的反应中，从申徒嘉和叔山无趾的各自陈述中，尤其是在文章结尾部分庄子同惠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归纳这样几点：

他们无所待，无所求，齐生死，任自然，心静如水，不为物役。孔子说王骀“审乎无假而不与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处在无所待的境界而不受外界变化的影响，听任事物的变化而把握事物的根本）。孔子对鲁哀公说：“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不外荡也。”（真正平静如水，可以成为我们取法的准绳。内心保持象水那样平静，就不会为外界变化所动摇）

他们随遇而安，听天由命，不怨天尤人，不强求妄作。申徒嘉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知道无可奈何，却又安之若素，这只有有很高德行的人才能做到），就表明了这样的人生态度。

他们尊道贵德，宽宏包容。叔山无趾批评孔子：“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我现在来到你这里是学道的，这道比脚更宝贵。这道好比是天和地，能够包容一切，你老夫子应当象天地那样宽宏博大，谁知道你是这样心胸狭窄啊！），从叔山无趾批评孔子中可以看出他所要倡导的宽宏大度。

他们“才全”“天养”。内心平衡安舒，通畅又欢愉，同自然界一道生机蓬勃，和外界和谐相感应，这就是“才全”。蒙受自然的养育，自得其乐，不因好恶情绪伤害自身，也不人为增减去改变自然，这就是“天养”。才全和天养都是“物化”，或者叫“人自然化”。

这四点归结为一点就是“天人合一”，“与道同冥”。显然这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境界。当然这“天人合一”，“与道冥同”，既是结果（达到的境界），唯至人神人圣人能之；更是一种长期修养磨练（修炼）的过程，是至人神人圣人之所以为至人神人圣人的原由。

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是啊，大自然就是这样朴实无华，虽有“大美”“明法”“成理”，却不事张扬，从不造作，总是那么自然而然。至人圣人是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他们通晓古今，顺应天意，自然也“无为”“不作”。这些人治理国家，就能做到“我无为而民自化”——这是最高超的领导艺术；这些人做思想工作，就能“行不言之教”——这是高超的教育教学艺术。

这里的“无为”当然不能望文生义认为是什么都不干，而是简约明了，高瞻远瞩，举重若轻，提纲挈领，以最小的投入和付出，取得最佳的成果。即以打仗为例，战场上武力取胜固然可以，但若能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胜），即我们现在所谓“政治解决”（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兵不血刃，就更为理想。这后一种方式就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精神。

“无为而治”在管理国家生活中，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轻徭薄赋，奖励生产，少派捐征役，不扰民，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等；今天，国家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劳动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政治民主，创造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企业自主，减少国家行政干预，等等，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无为而治”。

“不言之教”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什么也不说，而是要少说，说到点子上，更多的是靠教育者的人格力量和表率作用来说话。说到这里，我想起老艺术家丰子恺笔下的李叔同先生。李叔同是丰子恺少年时代的恩师，以后出家，研究佛学，法号弘一法师。丰子恺回忆说：

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初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此仁爱慈和，言行举止一丝不苟，能没有亲和力吗？如此为人师表还用得着滔滔不绝，苦口婆心吗？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会联想到孔子的一句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这话同庄子的“不言之教”一样，都是讲为官为师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我认为从形式上看来，这两个人的话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本质不是一回事。“不言之教”是建立在“道法自然”，与道合真的基础上的，是自然而然不加修饰的本真，是超越自我，因而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身正令行”则是为实行教化“从我做起”，是一种自我约束，是“有为”之举。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治理国家的“无为而治”也是建立在道法自然、与道合真的基础上的。

由此出发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办事处理问题就要顺民心，合民情，解民忧，达民意。而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本真，丝毫不是刻意为之，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显然，“无为而治”和“不言之教”在今天依然有积极意义。“无为而治”体现了经济的原则和效益的原则；“不言之教”则不仅是理想的教育方法，更是理想的教育精神。这些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至于，“得道”的“道”，我们可以作宽泛的理解，它既是一切客观规律的总和，又是至高无上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只要我们积极实践，勇于探索，坚定信心，砥砺意志，永不动摇，我们就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合道”），通过实践实现既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