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思马老 科学精神传承否

人口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标准时点在11月1日开始持续到10日，全国600百多万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采用现住地登记的原则，走进4亿多户住户，挨家逐户查清查实全国人口状况。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正值“十二五”规划的编制期间，迫切需要全面、客观、可靠的数据支撑。通过“六普”，可以了解2000年以来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同时也为把握未来人口发展变动趋势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靠依据。2011年4月底公布这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无独有偶。我国的大国比邻人口排名世界第二的印度也于今年4月1日，动用250万人力，耗资600亿卢比，进行号称“史上最大行动”的人口普查。同时，今年全世界将有60个国家进行人口普查，可见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中国当年启动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时，官方曾表示这只是应对中国高失业率和食品短缺问题的临时性措施。30年后将于取消。可如今，30年大限已到，计划生育政策仍然严格执行。政府也坚信该政策在中国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4亿人口的出生，从而避免中国乃至世界资源透支。但批评人士指出该政策导致快速老龄化社会，每个独生子女必须赡养双亲和4位祖父母的责任。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接近人口总数13％，这一比例还在快速增长。同时，中国家庭重男轻女导致人口比女性多出2400万，这些人将难娶到老婆。（英国《每日电快讯》2010年9月25日）这则报道，让我们想起了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也迎来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三十年后的今天，尽管世界上对中国控制人口的做法不乏评头品足者，但我国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的政策的实施使国人的人均收入、人口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减少贫困人口等各项社会指标均得到了改善。它的成功以及促成经济腾飞的经验让世界许多国家得到激励，并形成坚定的共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这个世界上，万物皆缺的就是人类独有的天性之一，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停地探索，这也就是人本身成了“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国家兴亡，兀夫有责。在计划生育30年改变中国与控制人口促成经济腾飞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追思那曾经义无反顾地探索出节制生育而遭到批判，被胡耀邦称为“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的马寅初先生。

新中国之初，马寅初先生以经济学家的独特敏锐的眼光，开始关注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结束动乱进入和平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这个问题列为自己的科研的重点项目，着手研究，收集数据。1953年上半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其结果是我国的人口突破了6亿大关，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但他认为，统计局的关于年增长率的估计可能缩小了，实际情况应当大于这个数字。因而他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说：“根据我调查研究得出的判断，我国的人口的年增长率肯定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的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并提出在理论上正确、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可行，又十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有说服力的专题报告和建议。

同年底，刘少奇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节制生育、限制人口增长的问题，并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他也在会上谆谆告诫与会者，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可是，当时的毛泽东却对人口问题与马意见相左，对人口的增长持乐观看法，曾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是“杞人忧天”，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到10亿又如何？受此影响，提倡节育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全国如此思潮，他决心逆潮流而动，坚定地捍卫科学精神。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了更细密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科学论文，并在1955年7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为一项正式的提案提了出来，却在讨论会上遭到了围攻和批判，但他却毫不妥协地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国家民族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人民应尽的义务。”其忧国忧民、一片至诚感天动地。

“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1957年6月下旬他又将反复修改完成的名著《新人口论》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并在报上登载，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毛泽东认为，人口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最高领袖既然发出了号令，一个继反右运动以后的大规模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宣传活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而这种批判已经脱离了学术的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当时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口吻求他，但他最后蹦出的话是：“吾爱吾友，吾更受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他没有像有的政客那样看风使舵，更不像有的文人那样卖身求荣，这么执着，那身傲气，真正是做到了他挂在书房墙壁上自己手书的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在审阅了有关马老的材料以后，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马老听到为他平反的通知时，只淡淡说：“二十多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不久，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登门向他道歉。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

桃李笑颜迎春，红梅铮骨傲雪。“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是变革的先觉者，先天地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者，价值体系的阐释者和批判者。”①只要回顾一下马寅初的命运轨迹，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何等的艰难曲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又是何等的坎坷不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马寅初是真正做到了“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知识分子坚持科学精神的楷模。马老的身上闪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而迷人的精神气质，尽管英雄主义中夹带着某种先行的孤独与无援的感伤，但他是一面永不褪色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是知识分子坚持独立人格的典范，也是五四之魂在他身上的延续。同时，使我们在这个充满变化的岁月中得以延续梦寻的道路，鼓舞着我们前进。殊不知，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五四运动所竭力争取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马寅初式的学人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亟待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改革的民族所需要的知识分子。

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这段错误历史中能够让我们深度反思是什么？答案不言自明：中国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需要科学发展观。

然而，许多事实表明，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得到真正的确立。什么是科学精神呢？当然可以有许多诠释，但从政治及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社会多数成员的集体理性，是社会拒绝少数人通过反科学的手段伤害公共利益的能力。科学不仅有自然科学，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很重要的。忽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或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必然要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损失。科学规律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的猛增，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三个小标题完全一致！历史就是这样上演了一出讽刺剧，让后人惊叹戏说。从“反右”到“文革”的这段令人发指的历史时期是愚昧教训科学与权势压制文明的历史，它对科学精神的践踏，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历史始终使我们心存敬畏。历史和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其中的预言完全被中国的人口实际状况证实，客观规律给予中国的惩罚比他预见的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今年的人口普查，重温中国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段历史，就是要让马寅初先生“一度被辱没的智慧之音，永远使后人警醒”，并能给当今的中国敲响警钟：如果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能确立科学精神；知识分子经常不敢说真话；反科学的东西充斥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不能实事求是；权力压制科学与真理……如此等等，我们真的有可能重犯历史的错误。果真如此，那国人真的是要悲歌当哭啊！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呼唤科学精神的回归。马寅初先生的历史际遇，这些不断地被后人提及的历史的断片，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文革”结束后，中国拨乱反正，也形成了一定的纠错能力，中国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国的科学也迎来了春天。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也一直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直至现在我们一直在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多年来中国官员为了政绩对GPT的疯狂追求，许多决策与做法违反了起码的科学精神，“瞎折腾”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伪科学与反科学的事件，整个社会弥漫着很多浮躁和低劣现象，不断侵蚀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腾飞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贫富差距扩大，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道德沦落，官场腐败盛行，公民维权事件有增无减，人民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也有加剧迹象。同时，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凸显，并在短期内根本难以解决，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凡此种种，这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导致的恶果。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在其实践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至目前到将来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其在摸索的过程中也不乏有时偏离了科学精神而出现的种种问题，因而，经常需要纠错与改正、改革与完善，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进步、更科学，从而促进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发展，造福于中国人民，这就是国人之所以一直盼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但是，从总体上看，五四以来的不断倡导的科学精神，要想在中国真正的确立还任重道远。

历史的进步需要精神的觉醒。尽管我们与马寅初先生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我们都为科学精神所唤醒、所激发，我们与他始终“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国人坚持不懈谋求民主与科学精神，时刻都感到总与他有着热烈而深长的呼应，而他不朽的精神，犹如初露的熹微，照亮了国人及知识分子脚下伸展的茫茫前路。

诚然，当今的中国需要科学精神的全面洗礼，需要崇尚科学精神的政治体制及领导者，需要马寅初式的追求科学精神、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知识分子。但愿科学发展观能促进中国更快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引领中国社会确立科学的精神，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那么，一个让人民活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盛世”才会真正到来！

2010年11月26日作

注：①：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