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假文凭比真文凭好

“文凭”有两个定义：一、指的是旧时官吏赴任作为凭证的文书；二、指的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第一种定义反映的是文凭与持有者身份具有等位性，第二种定义反映的是文凭与持有者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具有等值性。

一般说，文凭越高，授予文凭的学校越好，文凭持有者的综合素质也必定越高，其专业知识也必定越丰富，那么他在具体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创造的价值也必定越大。

假文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干脆就是伪造的学历证书。假文凭作坊非法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许多名牌大学的学历证书，凡是稍有名气的大学几乎都成为了假文凭的受害者。这些文凭有防伪水印和加密标记，还有校长的亲笔签名，看上去就像真的，甚至许多大学自己也看不出来其中的差别。另一类就是不需去校舍听课，无需或象征性的论文答辩，学生通过付费就能获得学位。假文凭的持有者既不具有该文凭所反映的身份，更不具有该文凭所蕴含的知识水平，所以也不可能期望他能创造出与文凭具有等值性的价值。

官员追求高学历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带来许多问题。

199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2006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尽管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别强调防止在年龄和学历上搞“一刀切”，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免不了泥沙俱下，“学历既成为一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更成为他们提拔任用的一块“垫脚石”，从而也促进了官员追求高学历的积极性。”

文凭造假者固然有之，而且不在少数，比如，几年前因腐败被处以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就是一个典型。他托人在北京大学附近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就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称是“法学教授”。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近11万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其中9.9％为“问题学历”。

但更多的官员文凭是真的，水平是假的。“官员为弄文凭，让秘书替自己上课，用公款贿赂导师、学校让自己蒙混过关，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没有相应的学业经历和知识含量，但高昂学费交齐了，别管哪儿来的，学习参加了，别管参加几次，论文通过了，别管谁代老的，考试及格了，别管抄谁的，文凭是国家承认的，别管含金量高不高，组织部门审查时敢说文凭是假的？就是“水货”，但提拔时好使，没有文凭，恐怕就迈不过去这个门槛。

官员挖空心思弄文凭混文凭弊端显而易见，但相比较而言，官员单纯花点小钱买个假文凭，要比耗资费时影响工作混个真文凭利国利民。

官员偷偷摸摸花点小钱买个假文凭，一般是不会花费公家的银两的，而且简单易行，但是，官员要是为了混个真文凭就不一样了：首先，官员追求高学历，交学费要花大笔公家银两，一年学费20万甚至更多，除了学费之外还需要一笔不菲的公家开支，因为官员东游西走，吃吃喝喝，四处拉关系，贿赂教师，有时满课堂坐的都是秘书。马向东上中央党校学习，是出于个人“镀金”的目的，心思根本没在学习上，在北京玩的不过瘾，还到澳门去豪赌，连论文都是写作班子代写的。其次，官员假借学习之名，经常外出，许多民生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许多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许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被一拖再拖，严重影响工作和官员形象。再次，真文凭是混回来了，但文凭的持有者既不具有该文凭所反映的身份，更不具有该文凭所蕴含的知识水平，所以也不可能期望他能创造出与文凭具有等值性的价值。不过，因为有了真文凭，为自己投机就多了一块敲门砖。

由此，我认为官员买的假文凭比混出来的真文凭利国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