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叹才情

聂华苓和张爱玲是我喜欢的两位女作家，在我心里，她们都是才情俱佳、风华绝代的女子中的极品，她们美丽而温婉，浪漫而知性。把她们的名字放在心里想想，这初冬的风，似乎也不觉得凉了。

接触聂华苓的作品较早，却极少。二十年前从别人那里偶然借得她的《千山外，水长流》，让我读到荡气回肠，虽然现在故事的情节只剩下了模糊的轮廓，而那种感觉却不能忘记，并心心念念了二十年——我曾多次寻找那本书却始终不得，不能不说是件憾事。读张爱玲则是最近几年的事，从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热经久不衰，所以她的作品很容易买得到。然而至今还记得初次读她的感觉，一部《倾城之恋》，让我觉得相见恨晚。

因为读聂华苓比张爱玲早很多年，所以总有一种错觉，似乎聂华苓要大张爱玲很多。也因为聂华苓的文字中可以找到很鲜明的时代的印记，而张爱玲关于旧上海的繁华，总有今人写古剧的感觉——那故事，引人入胜；那作者，似乎就在我们中间。其实，她们二位是同时代的人，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聂华苓生于1925年。

今天，之所以想起她们二位，想把她们一同写进我的文字里，除了因为她们是我很喜欢的女作家，还因为她们让人叹服的才情，以及她们的经历与政治的纠葛。

张爱玲是个极度爱文字的人。她七岁时就开始尝试写小说，写一个家庭伦理悲剧，当然是无疾而终——七岁的小女孩写这个，真的是敢想敢做却太难为了她。九岁时试着给杂志社投稿，十六岁开始，不断有散文、书评、小说散见报刊杂志，二十三岁有大量的作品问世，二十四岁写作生涯达到巅峰。

本来，她的投稿对象只是市民消闲型刊物。然而，她写作的巅峰期，适逢上海文艺界空前繁荣，各种刊物在抗战那样的乱世，却非正常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遍地开花，这无疑为她增加了许多发表文章的机会。然而毕竟是环境复杂清浊难辨的乱世，对张爱玲这样一个不闻政事，只想一心靠卖文来改变境遇的弱女子来说，写自己很人性并无任何政治观点的纯文学作品，并投到任何一家刊物发表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这其中当然包括一些“日伪”系统的刊物。然而张爱玲，她是不关心那些杂志的背景的，她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大量发表作品，而这种置身政治之处的行为却为她日后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其实，张爱玲的疯狂写作与发表作品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这当然和她的写作天赋有关，和她的爱好有关，也和她曾经困窘的经济状况有关——当时，这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吧。《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中有关她少女时代后母治下的生活情况的描述，说：是连衣服，都只有拣后母穿剩下的穿的。后母送给她的衣服，很多领口都破了。她说：“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绵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她的花季里，这种羞耻感一直伴随着她，让她即使在明媚的阳光下也依然萎缩着，始终无法舒展出她的美丽。而与父亲的决裂，与母亲的隔膜以及无法摆脱的经济的窘迫，还有，香港那场战争中的经历，死亡的阴影所带来的虚无感时时如影随形的恐惧，让她觉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让她觉得，“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

所以，在那种境况下，我们如何能够苛求这样一个弱女子能够慧眼独具呢？她原本就是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走来的，她原本就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啊！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因为曾在“日伪”系统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她被视为汉奸作家而受到攻击，作品再也不能得到发表的机会。此时，她已和所爱的人分道扬镳。曾经那么青睐她的命运之神翻脸无情，翻而为云覆而为雨，就那么冷冰冰地跟她开了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回旋余地的玩笑，她瞬间从巅峰向深渊跌落。虽然，在默默地承受了社会上各种的谩骂与指责之后，也曾于两年后复出，有过短暂的辉煌，却终究如火之余烬，气数，散了。

这种境况下，任何的溢美之词不但不能扭转乾坤，只会为这弱小的生命雪上加霜。那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戏剧家洪深说：“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的最优秀的High　　Comedy（高雅喜剧。主题严肃，含意深长的喜剧）作家中的一人。”此言一出，声讨声一片。如此围剿的结果是，此后张爱玲在大陆生活的五年里，再也没有用本名发表过一篇作品，直至1952年离开大陆去香港。

其实，张爱玲大量发表作品的《杂志》杂志社，可谓一家革命刊物，其负责人袁殊、吴江枫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通过发行一些纯文学性质的作品作为掩护，不断地开展革命活动。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这样的吊诡，对爱玲来说，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

所以，我似乎已分不清对与错了。爱玲有错吗？我们从小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被灌输着、接受着这样的一种观点：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爱玲当是有错的吧，她应该弃笔从戎，或者像鲁迅那样以笔作枪，投身到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为社会的变革出一份力才是。她应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锦绣文。然而她只是一个颇具才情却依然平凡的女子，我们无法说当时千千万万在乱世中求一隅之安的劳苦大众是有错的，似乎就不能说张爱玲是有错的。然而政治有错吗？当然也是没有的，但张爱毕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或许只能说，生不逢时，是个体的悲剧吧。

相对而言，聂华苓的境遇比张爱玲要好很多。迟子建在《一个人和三个时代》中有描述，聂华苓于北平解放时离开故土，飞往台湾，在《自由中国》这样一份政治色彩很浓厚的刊物做编辑。这份工作于她而言只是工作，“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的聂华苓，像这个阵地墙角一朵烂漫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她对政治不感兴趣，然而她却和张爱玲一样，身不由己地被搅进了政治的旋涡。后来，《自由中国》因为一系列违背执政党意愿的政治活动而蒙难，聂华苓也一度受到了处处有特务监视的特殊“礼遇”。

聂华苓另外一件凸显缺乏政治头脑的事情，是她和丈夫安格尔合译毛泽东诗词。台湾当局因她的这个举动，骂她“亲匪”，不忠不孝，背叛父亲的亡灵，并一度不允许她回台——因为她的父亲曾是国民党要员，于1936年“殉难”于贵州平越和红军的战斗中。

如此看来，聂华苓真的也是一个艺术至上的人了，而张爱玲又何尝不是呢？她们都不关心政事，却被政治纠缠了，阻碍了，甚至，陷落了——尤其张爱玲，她出走香港，却依然跟政治纠缠不清。她在香港，曾因生活问题而不得不、或许还有出于对大陆新政权不理解的微妙心理而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了一本反共读物《荻村传》，对方看上她的，自然还是她的才情。

聂华苓和张爱玲，在大陆还是有着广泛的读者群的。尤其是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海岛台湾曾经风靡过一段爱玲热，八十年代至今，海峡两岸的爱玲热经久不衰，这种现象似乎很值得思考：是否，张爱玲那种很深刻的、很经典的揭示人性的文字正好顺应了当今的繁华盛世了呢？如此想来，倒当真遗憾，才女当生逢盛世，才可避免暴殄天物的悲剧吧。

20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