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话钓台-兼浅论传统隐士文化

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张继

记得高二时候就曾以上面诗句为题记为严公子陵写过一篇寄托仰慕之意的文化散文，而今信手翻阅读来，杂忆遍涌之间，偏增几多文史感慨，旧隐梦依，流水匆匆，诉说“隐士”的千古醉话，总也与清风明月中的闲鸟落花有关，其实，漫过时光记忆的隐逸之风与其说是青史间的笔墨传承，不如说是文化心境的岁月记忆，是一种包含着快意和幽思的生命姿态，一幅描绘人格风景的文思长卷。

一直喜欢张继这句淡然中饱含深意的句子——不经之言，点尽所有，简洁奇问，悟透当日严公之亘古大智几许。想何时，张生失梦金榜，孤影他乡，对愁江灯伴渔火，至月落乌啼寒霜之间，犹闻姑苏寒山钟音袅袅难眠，笔墨中的伤情失意、问路何归的落寞奈何至今恍若在前，而此句于严公之大倾大慕中前所未有的平静怡然张显，褪尽世事浮华，历经悲喜之后的处变不惊——不知此种理解是否牵强。

然严公的千古魅力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古往今来，世上文者熙熙，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举动抉择更是各有千秋，但对于严光的山水高风却几近相似：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满怀“古仁人”之心的范夫子范仲演广为传诵的由衷赞赏。

“范蠡功成始遁逃，渊明五斗便辞劳。先生二事俱无一，名与青山万古高。”——这是“官场书生”张纾直抒胸臆的别样诠释。

“一竿本为逃名去，何意虚名上钓钩。”——这是同样充满着隐逸之趣的戴景明别出心裁的心理定位——当日严公拒官为逃名，而今我等何必再借此难忍“手痒涂鸦”之欲为其扬名！固知此定非严公所望矣或许，他是对的。

“直钩犹罢熊罴起，独是先生真钓鱼。”这是虽名不见经传，却亦善诗工文、喜交名士的黄滔融理性情感于一体的慨叹——的确，其所言极是！

而于是，观摩着这种颇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聆听着历代文人声声肺腑之言，纵览时代过客句句墨香传奇，秉承着青史竹简点点精髓气质，更探究着时光造就的种种不灭思潮，我也饶有兴致地将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多文化隐士大致分成五类：第一类，乱世奇才，荡平天下，功成身退，四海为家（代表人物：鲁仲连、范蠡、张良）；第二类，身不逢时，不求闻达，隐居待机，驱驰天下（代表人物：诸葛亮、姜子牙）；第三类，看透腐朽，漠视黑暗，洁身自好，田园为家（代表人物：王维、陶渊明）；第四类，坚守气节，拒降外族，不仕他朝，独行高标（代表人物：辛弃疾、顾炎武）。上述四类隐士，亦确有其过人之处，都有着不合世道的一身傲骨，作为传统文化精髓化身的宠儿，在各有千秋的社会大环境之中，他们都有足够的胆识气魄及时抽身而去，独得其时。他们向来只追求崇高完善的精神价值，崇尚实践真实的自我品性，坚守独立的灵魂家园，耕种灵性的生命自留地，而视外在的荣华富贵如粪土，看功名利禄似云烟。

但相对于严公来说，，他们却似乎都缺少了那么一种与生俱来、恰似天赋异禀的“隐士气质”，即真正意义上的心境如水，超脱俗尘，完全是自主的选择成为一个精神独立的隐者，无论治世或乱世，不管得志或失意，亦不理会来访者身份之高低，一律闭门谢客，不改初衷。这也就是我之前所欲言又止之第五类：天生的与世不群，毫无理由的自然撷趣者。

或许该将它视为一种恒久的灵魂皈依，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严公当日“客心犯帝”的玩世不恭之举为后世那许多无心委身屈道于世的精英文者掘开了一汪清魂慰心的泉眼，更是迎合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不群、绝世独立与热心苍生、兼济天下之间难以驾驭协调的心理情感天平。

正如先前所言，陶渊明固然清新质朴，却几度在“出世入世”的世俗境地之间苦痛徘徊，寻寻觅觅了一生的涅磐解脱。

辛稼轩当属国之豪杰，亦仍在迫于无奈、壮志难舍的仕途悲梦中携挽歌长叹于轻山绿水，落寞余生。

而严陵的遗世清唱一如依山傍水的泛舟孤蓑。

他的情感与世不同，永久而鲜活的文化坐标，带着道家俊秀雅意的超然和佛家普渡心智的泰然自若。

恍然之间忆白居易——这位以早年以通俗文章中指陈时弊的眼光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著称的晚唐诗人到了暮年，或许是世事打磨许久之故，开始痴迷于道学，以半官半隐的生存哲学之道渡过余年之数——这隐逸之风到了白公此处的各中三味，不知严公泉下有知，将作何感受。

“隐居”之道包含的杂感杂味和传统文化中透露的博大精深其实和世俗人生、社会熔炼的日常百态密不可分——包括了严子陵，范仲淹先生就在其千古绝唱《严先生祠堂记》中非常生动而辨证的论述过：

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

这无疑是中国历古至今，在知识分子士大夫中有口皆碑的一个传奇、一个佳话——九五之尊与江湖名士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微妙氛围和人格定义被这对旷世绝无仅有的“儿时故人”诠释得惟妙惟肖。光武的礼贤下士、天地雅量和严公的漠然不羁、卓尔不群似乎相交织着一种默契，一份遐想，并且，这种惟山水自知的趣味矛盾绝不同于后世“三顾茅庐”的顺理成章：孔明先生是以“出世”的姿态言“入世”的雄心，故刘备的求贤若渴之举恰巧迎合了此种并无多少悬念的心态，而之后“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诸葛先生知恩信道的必然结局。而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则不然，他二人似乎更在有意无意间追求一份游戏自我心境的快意，而将世俗概念里的实质性收获排除在外，至于这一切反而成就了二人在精神领域中实至名归的钓台佳传则当然是后话了。故孔明是为干才义士，而严公更为狷者名士不假。

综观范希文在记文中对严公毫无吝啬满腔崇敬之情，然而众所周知，这位困顿宦海、壮志难酬却仍毕生心系社稷信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文士政治重臣在现实中选择了，恰恰是一条截然不同于严子陵的人生道路，由此更不难看出，高山仰止的大家风范本不拘于表面生活方式的异同，本质深处的闪光点，经受着世情光阴的风化，个中三味，一目洞然。窃以为，在范先生的内心深处，一样会有一片高古悠远的青山绿水之境，有一个芳草凄迷的世外桃源之心，在深夜孤寂十分，枕上梦中的片刻闲暇里，他更是同样会肆意做着一个关于自由的隐逸之梦——那片梦境中所荡涤的高洁信念，让他在污秽复杂的现实里义无返顾的搏击滔滔汨罗江水——宦海里的“精神隐士”，范公当之无愧。纵然，“隐世遁世”于他而言是如此遥不可及，但或许，涅磐现实的姿态，也会让钓台佳话动容落泪。只因，同是不屑芳饵，同依清风长存——这是一个富春江钓台与洞庭岳阳之间一诺千古的誓约。

千百年前的那场“平生误识刘文叔”，从客观角度的一个侧面成就了一位真隐士。

千百年间的如梦人生中，几多世态炎凉，几许沧海桑田，几番宦海沉浮，而一垂钓竿总是执著在荡漾的闪闪碧波中寻寻觅觅心灵的宁静，千回百转倾诉永恒的追寻。

时光洪流滚滚，苍穹无语，关于富春江畔的钓台故事，总也诉不尽，道不完。

而我们之所以会严子陵身上所体现出的那么一种“隐逸文化”迷恋有加推崇备至，也许正是因为严光在万古隐居寓所田园风光中走过的形形色色懂得灵魂之中，最接近和折射出了原始本真的天然纯粹，不含私心杂念的他，用精神上的淡然将隐居文化诠释至反璞归真的状态，仿佛可感可闻。也许后来，当隐居文化开始渐渐远离世俗，真正成为中华文史库里古老翻黄而布满岁月裂痕的记忆之时，不乏别有用心的质疑声音，诸如：诸葛亮是假装清高姿态，陶渊明是伪善的沽名钓誉会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不可一世。

严公与钓台的存在让他们对于隐逸文化的苍白质疑和无知叫嚣羞愧闭嘴。

所以固然自严光之后，同样怀有闲情逸致也无意仕途的文人不少（诸如林和靖），然，经历着岁月力量侵蚀的精神钓台却早已在几度不经意的蓦然回首之处矗立成一种文化的高度，积淀起一份历史的厚度，那份动容落泪的冲动，似曾相识而难以企及。

今日的社会——一个正经受着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怪诞形态圈里，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名利职称被不加掩饰的肆意抛售，灯红酒绿的夜市喧嚣，泛滥机械的都市言情肆无忌惮地充斥着灵魂之源，也黯淡了精神星空，传承历史的文明教化仿佛正被大众商业文化生吞活剥。信息的时代，机械化的运做，急功近利的欲望步步紧逼，日趋枯萎的心灵之花随之被悄然遗忘。严子陵钓鱼台似乎也慢慢只有作为一种具有旅游经济价值的象征性文物被徒寻表面娱乐效应的人们走马观花，过目即忘，再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潜意识里用灵魂铭记一点实质性的人格感动。当无数个难耐的深夜来临时分，魂魄总是惶恐的在躯体间游离不定，一种无法言状的空虚和寂寞便毫无顾忌的蔓延开来，笼罩周身，心底最深处也就在一些莫名的感伤和饥渴中乞求一顿精神的盛宴，一根信念的支柱，一片人性化的依偎。每当这时候，无论身在天涯何方，富春江畔的钓台清风总会不期然地出现在灵魂自留地里的某个角落，在漫漫长夜给人以温暖的慰藉。

多少次，我默默伫立在茫茫红尘人海，漠视身边匆匆人流，脑中过往的中外文史片断一次次扣响滴血倘泪的心扉，声声追问寰宇：

“古来芳饵下，除君更谁不吞钩？！”

天无声，地无语，浮生若梦，人世匆匆。伴随我执著探索的目光扫过青史片片尘埃的、唯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感怀，透过千古江山繁华如梦总无凭的慨叹，我在战马铁蹄黄沙尘土卷起的一抹荒凉、一方萧条中试问繁华何处有，却只依稀可见“雨台烟草古城秋”的破败和夕阳晚风故人凭吊的凄哀，只有那富春江水环绕着的严子陵钓鱼台依旧相伴着如茵草木、习习凉风无悔屹立在时光的披荆斩棘之中，年年岁岁，岁岁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