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闲话
很同意作者的这种说法:诗也向猜迷进发了。这些年来,现代新诗,就像走进了死胡同,成为了文学艺术大家族中的边缘站偶。这怪不得别人,只怪诗人们是铁了心不让大众读懂。读不懂得东西叫做诗,这成了网络上的流行语。有人甚至极端的说:新诗就是神经病患者的呓语。新诗到底怎么了?真的病入膏肓了吗?
一不小心读到一则报道,称某诗人荣膺“鲁迅文学奖”,令人汗颜。念此私自愧者,并非自己写不出“野菊的生殖器官下,蟋摔在吊膀子”之类的诗句,而是随着诗的“发展”,对诗的解读越来越举步维艰。笔者最初跟文字打交道,恐怕就是诗。除了《三字经》《人之初》外,牙牙学语后,就跟着大人们念念有词:“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似懂非懂的胡诌。长大了,自以为读了几首诗,对付现代诗怕是出不了差错的,却大谬不然,越读越云遮雾罩,令人想到某君推出的一个命题:“诗更近于哲学”,是耶非耶?弄不懂。还有弄不懂的:读诗。所以然者何?
据说,某书法家学书之始,请教了其师一个问题:什么字最不好写?师曰:最难写的字是“正”字,继问何故,师笑而不答。这个书法家毕身揣摩,书成,揣摩亦有所得。
最难写的字怎么会是“正”字,原来,正字有两层意思,一是端正,堂堂正正、行端坐正、正人君子、正人正己,这无疑是很难达到的。二是正确,要中规中距、按要求来,不偏不倚、不差分毫,这无疑也是很难达到的。前者是作人,后者是作事,而后者涵盖前者。当然,为人为事写得好这个“正”字固然令人感佩,而前者要写好,除非圣贤,后者要写好,自非行家,大多数人毕竟也要作人,也要作事,于是,“哲学”就跳了出来,画出一条底线,只要在此之上,可以変通,取名谓之“原则”。有原则保底,大可変而通之,称为“灵活性”,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艺术就是一种変通术,似是而非,在原则上不能走样,必须在此之上,又有赖于自己的发挥或称为创造,既不能搬运也不能胡来,“学亦不学,虽师勿师”,用齐白石的话说是“似与不是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作人的艺术也是如此,这里且谈作事。
有人曾引用过莎士比亚的话,说“文学源于游戏”,又说:周建人曾说过“中国的文学最适于游戏”,如果真有此说,倒也不失为高论。文字游戏,要有“戏”,不是一望而知,“禅房花木深”,在于一个“深”字,又要可“游”,这就必须有个底线,让人能游,就得看懂。对于诗,又应该有一个文体定位的底线“有韵”。诗言志,诗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必须是用诗的语言,但能言志未必即是诗。“文贵曲”,“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犹然。“曲径通幽”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本身就出自于诗。要有“幽”,又要可“通”,由此,诗的底线应该有二,一曰:有韵,这是诗的文体定位,如果说“无巧不成书”是情节处理上的技巧;那么,“无韵不成诗”,则是诗所以为诗者。二曰:形象,这是“曲径”的幽深之处。读诗需要探幽,这种幽,就是意境,而意境则是形象在意念上的组合。先说“通”,简言之,就是要让人读懂,读古诗,自然有赖于古文与国学功底,但现代诗,也有个读懂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懂,是指审美解读,是文字包装后面的“蕴藏”。曾读到过一首不成熟的诗:“你不在,我过着怎样的日子,几次,将牙膏当成了早点来吃。莫非,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却原来,误将晚八点当成了早上八时……”,我算是读出了字里行间之后的话:“因思念而至神魂颠倒”。随着诗歌的发展,有的诗却令人越来越读不懂,而且似乎成了一种时尚。诗走过了“朦胧”的时期,在醉意迷茫中昏昏糊糊跟着感觉走,也可以走到“曲径通幽”的深处。但再往前拼命的“进发”,就是深山更深处,那里老树与兽迹杂陈。是险恶之所、恐怖之地,有何“幽深”可言?一些诗,越过了朦胧,向晦涩的纵深进发,竟令人一头雾水,其诗意与用意,都难于令人理解。
愚意以为,写诗,还是直白点好。直白,不是简单的“通俗”、“直杠杠地表白”为什么“天上的云朵,多么的哦哟”!直白,是通达自然,明白晓畅,避免人为的设置审美与阅读障碍从而去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这种倾向。古诗,不是要一味去展示自己的“国学功底”,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一片叫好之声,好就好在清新自然,李白的诗基本不用典。幽与通相依为命,“通达自然”,常常需要直白。朱庆馀的“昨夜洞房传银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看似新婚,一目了然,再看其标题“应试呈张水部”,恍然大悟,方知是试探自己的高考成绩,算是读懂了。而张籍回其的诗:“越女妆成出镜新,自知明艳却沉吟,绮纨未足时人贵,一曲绫歌值万金”,则在理解了前诗的基础上也明白无误:那是肯定朱庆馀的高考成绩出类拔萃。现代诗,不是刻意去追求艰深与晦涩、以让人读不懂为审美追求。幽,在于意境幽远。于是,诗成为造境之作。造境之法,按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有两种,加上现代诗,应该说有三种:有我之境,即置身其间,情随景生,无我之境,即置身境外,神游其间。还有就是因情入境,即唤起情感的共鸣而进入情境,这在很多现代的朗颂诗常常采用。无论有我、无我,还是因情,要入境,都有个通的问题——读懂为先。
现代诗还有什么懂与不懂么?然也。记得曾在某报上读到一首诗,因为不懂,印象不深,只有一些句子散落在记忆中:“在我的眼中……,只有,……狗屎与鸟粪……”,当时的感觉只有:诗人的眼里怎么这么脏?他要说什么?不得而知。以后,这类诗见得多了,也只有一个感觉:“绝”“妙”——拒绝用韵,莫名其妙,有幸读到“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却未了心愿……….”这样的诗,当时不觉暗自惊叹,其文笔堪比“通顺易懂的作文”,而其直白坦诚,亦不在“蟋蟀在吊膀子”之下。当得知此作出自荣获中国文坛殊誉的诗人之手时,才又深感自己不仅解读能力有待提高,而且审美水平岌岌可危。人家是“羊羔体”、是潮流,自己不能什么都不懂,于是,每每读到这些诗时,也象“皇帝的新衣”一样连连叫好,就连阿Q的名言“吴妈,我和你睏;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也未尝不能称之为好诗。有人问:好在哪里?只能唯唯诺诺的说;“很前卫”“很潮流”。直到得见“诗更接近于哲学”这样的理论时,才似乎找到了依据,原来如此,无韵无辙、深奥难懂,这正是哲学的表层特征,当诗向哲学演进时,道之不存,诗之不存,面目全非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如读天书,非此而何?这样,我可以在人家“请教”“好在哪里”时,又多了一条理论去搪塞:审美哲学化,表达抽象化,解读神秘化。正象是一本正经的向一无所知的人讲:“日本远得很,要走两天两夜,还尽是山路”。于是,我终于可以把自欺欺人,装模作样巧妙的掩盖起来了,一边附庸风雅的读,一边喃喃自语:“太有才了”,有如来到高不见顶的断岩前,一迭声叫道:高,实在是高。
当然,还有一说,读不懂,是读者的水平问题,这是诗作者洋洋自得的地方,我也曾认为这样的理由百战百胜,犹如学“英国女婿”,不懂“三颗药喂马吃”,那是自己水平太低,总不能怪人家洋文难学。阳春白雪的东西,本身就曲高和寡,越读不懂的东西,越是高深,诗的水平也就越高,这或许是另一种审美走向:天将降大任于“诗”人也,必先疲其心志,劳其筋骨。只弄得你懵懵懂懂,在雾里看花中,只能一迭声叫道“好诗好诗”,方才作罢。对于读不懂者,自叹自己作了下里巴人。这不禁又令人想到一个广为人知的笑话:搞笑专家侯宝林曾问数学家华罗庚:1+1在什么情况下不等于二?华罗庚莫知所以为答,侯宝林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不等于二。这就是说,在脑筋急转弯中,思维的灵活性比深刻性更有优势。这样,脑筋急转弯倒是越来越有文化韵味,诗却沦为了附庸而渐见萎缩了。
灵活是智力的重要标志,历来为人所器重,这使人想到智力的早期开发,还是在幼儿园时,就跟在老师后面唱:“小乖乖呀小乖乖,打个谜语给你猜……”。诗也向猜迷进发了,哇噻!读诗的游戏好好玩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