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儿子有点拉肚子，没太在意。早上五点左右拉了一次，不太稀，问了别人，说喝点藿香口服液就行了。买回来喝了。然后我和儿子在床上打扑克，刚把他的牌整好，他跑过来说要尿。我拿了他的尿桶接尿，尿着尿着他对我说“爸爸，尿裤裤里了！”我低头看，他的小鸡鸡还在桶桶里，再往他腿上看，两条腿上已经都是大便便。赶紧把他抱下床，放到便桶上，拉了一会儿，看是稀汤状的，于是取了一点往医院去化验。

晋机医院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但却是第一次去。到了医院，感觉这个医院不太象个医院，倒象是某些其实没什么必要设置的政府部门一样，冷冷清清的，铁栅栏制的围墙上挂着一个十分粗糙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医院食堂，对外开放。看到这个牌子就感觉这个医院的效益一定不是太好，所住的病人基本连自己的食堂都养活不了，还得另外搞创收。

到了门诊大厅，没有其他医院那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感觉，冷清的能在地上洒点米扣个筐捉麻雀了。到了挂号窗口，有个老太太在办理交费事宜，窗口里面有个收费员，带搭不理的办理业务，年纪不小，但是感觉其业务的熟练水准和其年龄十分的不匹配，打电脑时基本是在练“一指禅”。在给老太太办理业务的间隙给我挂了个号：一块五。还是不错的，没有硬捱到给老太太办完再给我办，照那样的速度，给老太太办完了，她也该到那个“对外开放”的食堂就餐去了，我岂不白跑一趟。顺手指外面，说儿科在西面那个楼。

一只手里拿着放我儿大便便的小纸盒，一只手拿着挂号单，一路小跑到儿科二楼，进了一个诊室，把挂号单给一个戴眼镜的大夫看，她一看要化验便便。顺手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数字，顺手一指门诊楼（就是我刚才挂号的那个楼）“去门诊三楼化验。”我象得了圣旨一样赶紧拿着便便跑到门诊三层。到了三层，基本没人，直往里走，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戴眼镜的女的叫“哎哎，这儿呢，这儿呢，往哪儿走。”我赶忙进去，把刚才那个女大夫写有几个数字的单子递过去，要说这位医生还是挺利索的，只瞄了一眼那几个数字，就告诉我“先去一楼交费”，于是又象得了第二道圣旨一般跑到一楼给刚才给我挂号的那个女收费员交费。交了费再跑到三楼把我儿的便便郑重地交给那个女大夫，那大夫在显微镜下看了看，说“痢疾，好象还挺严重。”然后给填了一张传染病什么什么卡，没记住。拿上化验结果，道完谢后再跑到儿科二层，那大夫看了看开了“痢特灵”，告我“先下去拿药，完了上来告你如何服用。”再跑到那个门诊大厅，划价时，那划价员看了看方子，“没有”。没办法，去药店买吧。出来后给老婆打了电话说了情况，她让我等电话，她给她姐打电话，她姐的回话是“现在谁还用痢特灵啊？”又告了种药，去药店买了回家。

儿子中午喝了药后，感觉下午要好许多。现在静下来回想白天在晋机医院的种种，倒不是想说那个医院的服务态度，说实话，服务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让人感觉不爽的是那种程序的繁琐，总感觉有些程序本可以不这么繁琐而可以节约时间的，比如在挂号处本可以一次性收费，然后化验再去儿科的，这样最起码可以少跑一次二层和少上一次三层。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也许在有些人眼里和头脑里复杂才意味神圣，复杂才能显示出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比如又想到教师的职称问题，职称工资的兑现本来是区一级政府的事情，市里又不给这部分经费，按说教师上不上职称应该是区一级政府说了算，完了有了结果报市局备案足可以了，但是不行，必须得市教育局审批了才算，这算是多了一道程序；市教育局审批审批吧，谁让这是咱教育界自己的事儿呢，但是还不行，还得劳动局（现在叫人社局）审批指标才行，劳动局如果通不过，指标拿不到，区里教师的职称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又多了一道程序。环节越多，手续就越繁琐，中间经手的人就越多，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谁敢保证这些经手人都是职业道德高尚者呢，于是就给了某些人上下其手在办事过程中寻租的机会。

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一度想有所作为，于是想要精简机构，淘汰冗官。大臣荀勖却浇了一盆冷水：“省官不如省事。”咱暂且不说荀勖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什么鸟人，但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的官僚体系十分健全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但是素质不十分高，效率基本算是低下，大家对它有诸多不满但是还离不开它，怎么办？既然不能减少部门和官员那就减少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程序也许会让某些政府行政部门或者党务部门看起来更清闲，但是至少在老百姓办事的过程中可以做到尽量不折腾老百姓，让老百姓轻松些办理事务，至少不用象我一样拿着儿子的便便多跑了一次二层和一次三层，虽说便便不重吧，但它散发出的气味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是给空气造成了一些污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