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难频发，需向智利“取经”

自从8月5日智利的圣何塞铜矿33名矿工被困在700多米的地下以来，世界关注的焦点从此投向了南半球最南端的智利，关心那些命线一悬的矿工何日能重见天日。10月13日，智利完成了对33名矿工的完美“超级营救”，顿时全世界为之振奋，和智利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中国也为之喝彩。

度日如年漫长的69天，从矿工、亲属、政府，都被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驱动着，由绝望奔向希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有人总结出智利矿难“胜利大营救”的成功得益于家属执着坚持、矿工沉着淡定、机械设备先进、政府积极主动以及付出不计代价等五大因素。这不是神的奇迹，而是人的努力。矿难，浓缩了人类丰富的情感；营救，折射出人性耀眼的光辉。

2010年8月5日，也就是在智利圣何塞矿难的那一天起，我开始关注圣何塞的矿难救援进展，同时，也开始思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的小国——智利，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何以能做得如此完美，真的是让我啧啧称奇。

当我的目光在地图上仔细地端详智利这个国家的时候，如此狭长的国土，生活着1500万人，仿佛是南半球一条飘动的彩带。而在我的印象中，拉丁美洲是现代化路途中迷失的羔羊，这些发展中国家充斥着贫富分化、政治腐败与增长乏力等，拉美国家出现的此种现象，被人用上了一个专有名词，称之为“拉美现象”，智利也应是诸如此类的国家之一。令我感到错愕的是，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大概不可能会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考。当矿难救援圆满结束，显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固有印象的拉美国家，一个仁爱、团结、智慧、秩序的国家形象赫然地树立在全世界公众的心中，让人刮目相看。

智利矿难救援成功完美，做法可圈可点，许多中国人正在思考我们的国家能否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仅过3天——也就是前天，河南禹州平煤集团却发生了一起最新矿难，瓦斯爆炸导致矿下26名矿工死亡，另有11人被困井下。该矿2007年已发生过相同性质的矿难，造成10多名矿工丧生，3年后悲剧重演。与此同时，智利则表示愿意为救援行动提供帮助。（10月18日《环球时报》）事故凸显了我国煤矿业骇人的安全状况。

中国的煤矿业安全形势一直令人忧虑。2002年中国采矿业死亡人数达6995人，为历年最高。此后随着政府采取措施关闭众多煤矿，今年就已关闭了1600多家小型非法煤矿，矿难死亡人数开始下降。2009年中国的矿难事故造成2631名矿工死亡，今年至少已有515人在煤矿事故中丧生（不包括此次发生的事故），（10月17日《环球时报》）相比之下，美国2009年矿工死亡的人数仅34名，我国的矿业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那么，智利矿难救援行动的成功对我们的国家为降低高得惊人的矿难死亡人数以及保障矿工的安全有何启示呢？与之相比，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安全制度与安全条件存在差距。智利拥有比较完备的矿业安全法规，法规规定，矿井内必须保证配备基本的安全条件和措施：一是从作业区能往地上安全地带的逃生通道；二是作业区内相隔一定距离井梯，以方便逃离；三是地下式矿井内部配有避险洞，洞内有足够的卫生间，至少两条通信线路，尤其是必须保证有储存供全体井下工人数天的生存物资，即有水有食物有氧气。同时，智利的救援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通过3条狭窄的通道向他们传递必需品，让他们在50平方米的空间里正常生活。在危机中，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使不正常的处境正常化。他们平时建立起的安全体系和安全措施在危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井下受困的矿工处境正常化。尽管每人每48小时只可吃两汤勺罐头鱼、半片饼干和半杯牛奶，但这一点点食物和充足干净的饮水，足以让矿工们坚持更长的时间。可见，井内的应急机制，创造了生命的希望。在法律的保驾护航下，矿工的生命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反观之，我国在王家岭矿难中，矿工所讲述的故事是“饿了吃树皮，渴了喝脏水”，虽经过八昼夜的苦战，153名被困工人中的大部分获救，但依然有38名工人遇难。这使一次可以堪称伟大的救援带着遗憾结束。相比之下，我且不说法律重视程度不够与安全条件差，就说一个时间的差距，救援的天数是8：69，还有智利的完美与我们的遗憾，试问，这个差距有多大呢？！

而此次禹州矿难一而再的悲剧重演，若是无水无食物无氧气与没有相关的救生措施，当然无法坚持多久。这11名下落不明的矿工，他们还活着吗？他们能化险为夷吗？世人皆在关注，不知道我们的心还要悬多久？

其次，援助秩序和决策的细心有效与具体的细节方面存在差距。细节决定成败。矿难发生后，政府立即接管铜矿主动承担救援重任，总统中止国外访问，一场“超级营救”迅速展开。各种分工明确的专业救援团队及时赶赴现场，按部就班，有条不紊，通力合作。同时还邀请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小组提供意见，我国的救援专家与起重机也在现场成了“替代方案”，政府专业而人性化的救援令人称赞。国家的形象具化在搭载舱、井下避难所、通风井、袖珍电视、游戏机、抗抑郁药物、与亲人视频通信、精心照料他们的健康和饮食等一个个细节上。就连矿工的出井秩序也是按照事先设定的，救援程序完美得就象现代化工厂的一条流水线。获救后，政府答应提供6个月的心理治疗，并为每个人设立了专用账户，还辅导他们如何应对粗鲁的问题……凡此种种，事无巨细，周到细致，让人印象深刻

诚然，我们的国家在汶川大地震与近几年的自然灾害中可以体现出不逊于任何发达国家的组织协调能力，但在矿难救援行动上，除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人员迅速到位的调配能力，我们既不缺乏救援专家，也不缺乏救援设备，却在我们日常化的安全措施中与其具体的救援工作细节中，我们远远落后于智利。由此可见，我们的资源和能力还没有真正用到矿难救助这样的环节上，只有矿难产生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矿工的生命才会被关注。从禹州矿难的悲剧一再重复，说明他们始终没有把矿工的生命当作一回事。由此想见，采矿业的安全条件与对矿工生命的关爱，与智利相比，这样的差距又有多大？！

第三，矿难风险的的预防和管理存在差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事都会有预兆，矿难风险也是如此。航空安全中有一个“海恩法则”，即每起严重事故的前后有29起轻微事故，300个征兆和1000个隐患。发现征兆与隐患进而纠正系统与流程缺陷是最好的办法。如将这一法则用于采矿业，就是将隐患公开，鼓励及时发现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预防和管理，才有可能把风险降至最低。从禹州矿难的悲剧一再重复错误，这除了说明安全措施还没有真正的改进，又能说明什么呢？作为美国矿难人数之低，因其发达，我们望尘莫及，情有可原；但作为发展中的智利，我们却如此差距，这就让人不可思议；而重复错误，悲剧重演，这样的结果真的让人不可原谅。由此可以看出，说明我们在矿工安全预防和管理上确实做得不如智利，我们应不耻下问，向智利认真“取经”。

今年7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安全条例的新政，规定煤矿领导必须与矿工一起带班下井，但是，却有个别煤矿以突破提拔矿长助理的方式应付相关规定，矿领导雇用替身躲避下矿，造成了矿工变身矿领导，安全条例执行难的状况。针对这种现象，最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不陪同下井的的煤矿管理者和矿主将受到严厉惩罚。其本意是通过这项制度强化领导的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倒逼企业与企业领导将矿井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位，让安全生产有坚实保障，从而降低矿难死亡人数。煤矿领导带班下井早已被三令五申，而这次新规定能使这一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吗？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持怀疑观点不乏其人，只能是拭目以待。以小见大，此事凸显出矿难风险的的预防和管理还有待改进。

第四，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存在差距。媒体称，中国能源严重依赖煤炭，非常清楚采矿业的危险，中国希望找到一条对策，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让矿领导轮流带班下井这种制度，或许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有望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局面。但是，此制度的落实到位看来是一个问题，因为矿领导和矿主不是表现出主动积极搞好安全生产的高度自觉，他们的抵触情绪与寻找替身躲避下矿凸显出他们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是何等地薄弱，可以说是对身处险境的矿工生命的漠视。同时，很多中国矿工是缺乏培训的打工者，没有象智利矿工那样训练有素，安全意识薄弱，他们在忽视基本安全的矿井下卖命。这种落后的安全观念与不负责任的思想，正是我国矿难事故频繁发生的根源所在。

有人说，杜绝任何形式的替代矿领导下井带班的现象，这对于提高煤矿的安全生产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通过“安全捆绑”的方式督促矿领导重视生产安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矿安全问题。（10月11日《福建日报》）看起来，中国煤矿的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的提高，直至到安全制度的落实，确实任重道远。

总之，翻过一个甲子的新中国，那个百余年国势衰微、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早已被抛进历史。代之而起的是北京奥运会、六十周年国庆与上海世博会，以及在抗震救灾中的良好表现，都是新的国家形象的注脚。哪怕是2007年底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形象反而与日俱隆，中国一样是日新月异，一样是豪迈前行。而今，难道我们中国的形象现在以至将来一段时间会被矿难事故频发而影响？诚然，智利矿难救援给我们留下的不应仅是对奇迹的赞叹，而更重要的是向智利学习，取来“真经”，补上中国煤矿安全这块“短板”。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让人民活得幸福而有尊严的需要，更是我们中国进步与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矿难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拿出勇气，直面矿难风险，正确认识，积极应对。我们希望有一天全世界也为中国的矿难救援而喝彩！这一天的来临，那真正是中国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这是我所期盼的，也应当是全中国人民尤其是采矿工人之众望所归吧！

2010年10月18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