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这玩意

在识文断字跻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知识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文凭，则是后起之秀。文凭是知识的标尺、学历的身份证。在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的万丈光芒之下，学历被看好是历史的必然。如今，以文凭为标志的学历，早已深入人心，一张张光烫烫的证书，有如鲜桃满树，就是“脑子进水了”的人，只要不至于完全淹没了智力，也看得来眼红耳热，心跳不已，必欲得之而后快。于是，出产文凭的庙门从此香火鼎盛，香客不断。学子无论老少，学生不分身份，为的就是这张纸。

学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从来就走红，而是颇多争议，纷争不已，各执一词。一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另一方说：“学而优则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本来是追求有所不同，理性难于划一。直至人们读到“劳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人”时，才大彻大悟，原来读书还有这等好处。到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涤荡了旧时代的一切污泥浊水时，这种理念才从理论到实践彻底翻了过来，“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登上理论斗争和人性冲击的顶峰。据说，“臭老九”的称谓，源于古时坊间对职业的分类：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匠七医八巫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是位居“丐帮”之前的。不过，那是名落孙山的读书人，金榜题名者有官可做，当然又是另一种景象而排在首位。旧时代被摧枯拉朽后，读书做官已是一种没落的理念，几起几落，这话又被化腐朽为神奇的翻了转来，变成了“做官读书”了。

且慢，做官还有读书的雅兴？是耶非也，姑且按下不表。“读书做官论”已折戟沉沙，读书以另一种时髦的姿态出现，为的是被看好的文凭。而在莘莘学子们为奋斗而硬打硬拼时，成人学历教育以其独特的风姿破土而出，且日臻繁荣。但凡有挂牌招生资格的院校，都能盛产这种文凭，说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以教养教”与“提高干部素质”兼顾。这种类同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雄浑景象，不知哪一种景色更加动人。按照常规理解，排在最前面的话不言而喻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阵与时俱进中，本科生，研究生一应俱全。这对于那些自己买单者，正象是果腹止渴行乐之类的消费，花钱破费，咎由自取，无可非议。其间，不乏由国家买单者，混点时间，挣点文凭，本是探囊取物、顺手牵羊之事，是有志于改变学历停滞不前状况的干部们“甜蜜的事业”。

还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时，“干部四化”的歌就被传唱得人尽皆知，这是对干部的要求：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由此在干部队伍中流传着一句箴言：“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专业慢慢来，党票更重要”。文凭固然重要，但却并无大碍，随着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文凭的制作速度加快。而“要使干部队伍的学历水平赶上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国家为培养干部而不遗余力的投入人力财力理所当然，由此，多种获得文凭的渠道也被迅速开通和催生。政府出钱，原本是培养干部的一片苦心。旦凡身居一官半职者，书学费甚至生活费全报。有人买单，不学白不学，何乐不为？这才造就了老老少少、良莠不齐的大军，直奔文凭浩浩荡荡而来。至于专业，亦不在话下。“干部四化要求”将“知识化”与“专业化”分提，本身就留有余地，并没有“专业知识”的特定要求。作领导的，签字盖章先于且重于一切，有的也忙于“把玩官印”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事，不必到专业前沿去顶班上岗。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话早就被痛斥得体无完肤、无地自容了。对干部的教育是真正的通才教育，不必象评职称那么多穷讲究，勿须专业对口。于是，追逐文凭的一方，无论什么庙门都烧香，经营学历的一方，无论什么客源都通吃。在供求两旺之下，成人学历教育日益变得轰轰烈烈。给钱求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自己荷包里的钱，想陶给谁就陶给谁。国家买单的，也是由于资格到位，条件与众不同，这种官费生，凡夫俗子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既然不是见者有份，地大物博的泱泱大国，这点钱自然不在话下。说是读书，煞是好听，毕竟是文明人的游戏，按理说，有人买单，纵然是“过家家”，也要认认真真的玩到底。果能如此，倒也值得称道。

媒体报道：华中科大清退309名研究生，因其“未完成学业”。也是从这一报道中长的见识：“这种研究生班，是为官员和企业高管获得文凭的渠道”。其实，企业高管也是官，看来，“做官读书”果真成了时尚了。这里所说的“渠道”，其实是“提供方便”的另一种比较策略的说法或变通的提法。一方面，“为革命而挣文凭”者并不鲜见，既挣文凭而“未完成学业”者亦不多见。另一方面，而今，盛产此类文凭者何其多，受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良心的硬性规定，能这样与“未完成学业者”叫真而割袍断义者，却唯“华中科大一枝独秀”而已。

读书也算是时尚？那些为官者心中有数。在干部队伍学历层次普遍抬升的情况下，一般的学历已无多大意义。当“同等条件下”要看点别的什么时，高学历岂不有占先的可能？而人们毕竟对高学历赞叹备至，有此东西在手，形象到底大不相同。在学历社会中的身价，就是在既定的生活领域里扎根和发达的本钱。同时，文凭的包装功能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证在手，可以志满意得的挂到不明就里的三朋四友的光荣榜上去，熠熠生辉。反正是不花成本的买卖，这就是“不读白不读”的情感基础和认识基点。但不知为什么，“未完成学业”者们的脑子突然不大利索起来，砸在额头上的桃子都不愿摘、居然会“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既完成学业的又如何？打工皇帝唐骏的文凭稳端端到手，漂洋过海而来。原深圳市长许宗衡人在深圳，先“完成”湘潭某大学本科学业，后“学完”北京某高校研究生课程，都顺利的通过了这条“获得文凭的渠道”。笔者有幸作过一任某高校投放到本地的“研究生教学点”的班主任，报到时50余人，每次上课，听课的人数，连负责组织管理工作的班主任都羞于启齿。多时5、6人，少时竟1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任课教师对我的尴尬与歉疚根本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没关系，到处都这样，习以为常了”。在这种“习以为常”中，三年时间熬过，50余人随着缴费手续的完善全部“完成了学业”。笔者点滴之见，无意以偏概全，只是想：高学历如果认起真来，取之恐怕亦非易事。无人买单又无此经济能力者，何必去跻那个热闹；有人买单又不习惯于在翻看圣贤书这种无聊的活动之下打发时光者，又何必去受那份洋罪。

学历不一定等同于能力，这既是理论上的经典见解又是实践中的有效应证。孙悟空师从菩提老祖，可谓高学历，终成上天入地的孤胆英雄，李白“五岁通六甲，六岁观百家”，却不是学府里打造的天才，也能名满天下。硕士农民工藤振国之类高学历加身而难于“弃燕雀之小志”，原中山市长李启红者流的“小学后”，却能在仕途上“慕鸿鹄以高翔”，文凭，有时也真是看不清猜不透。另一方面，能力也不一定依赖于学历。发明大王爱迪生、国学大师启功，都只有初中毕业证拿得出手。某些暗箱操作和夜行之事，并不是每一个为官者的擅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足见，这类行为也需要“本事”的，而对某些人，贪墨腐败的能耐可以自学成才，索贿受贿的本领可以无师自通。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中间隔着的这个“不一定”，真是极尽其妙，它内含着一个选言判断：或者“等同于”，或者“不等于”。当让自己去认领时，往往是乐观性原则主宰人的判断，绝对要把自己划拨到前者的队列中。

以文凭为炫耀，是实在没有可资炫耀者不得以而为之的。有的人当官当到了一定境界，什么都能炫耀。“名表名车天价烟，酒宴饭局天复天”，都是令人目眩的，而某市公安局长则用“我是个粗人”作为自我炫耀之资。学，然后知不足。有为求知而学者，有为充实而学者，有为生存而学者、有为文凭而学者，林林总总的目的，不能概而论之。文凭背后不知藏着什么，各有所求，却未必能尽如人意。

文凭，自从问世以来，就与学业相濡以沫，难舍难分。如果学业本身贫病交加，再是如花似玉的文凭，也如街头逢人便发的“专治性病牛皮癣大王”的名片。学有所得，才是价值所在、也才能“不亦乐乎”。唯有“不学白不学，学了也白学”，令人啼笑皆非、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