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大师的气节

熊十力被誉为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儒学大师，新儒学开山祖师等等誉满九州的名号。其著作《原儒》、《佛教名相通释》对儒学和佛教的教义有较为详实系统的剖析，在古人对中国哲学认识的基础上，有其个人的独到见解。

据说这个熊十力自幼便异于常人，显的特立独行，其人才思敏捷，博闻强记，性格方面极其争强好胜，保护“自身尊严”的方式已经达到了人性的顶点。曾经放出诳语：“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以示自己的旷世之才及无与伦比的超俗境界，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也曾致力于“革命”，他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以警示自己。在这期间，熊十力十分活跃，与当时的梁启超、宋教仁等革命各派领军人物，积极份子都有过紧密的接触。袁世凯篡权后，熊十力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护法运动，但最后他离开了军政府，用他自己的话说：“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据说当时的他内心非常痛苦，常常是“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熊十力语）。

从政的失败，导致他对政治在无希望。于是，他下定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熊十力语）。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熊十力语）。自此之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熊十力语），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就这样，熊十力在自己认为政治生涯无望的情况下，开始苦心研究起“道德”来，在此期间，他进入了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起佛学，对佛教的唯识论产生了怀疑！开始系统的整理写出《新唯识论》，此书当年受到蔡元培等中国文化界泰斗人物的推崇，评价颇高。

随着《新唯识论》蜚声海内，熊十力的名气也是如日中天。但此人甚是狂傲，当年梁漱溟几次致涵要求与其一见，共同讨论一些文化上的问题，均被熊十力回绝，甚至梁漱溟亲自登门拜访，亦被熊十力置之门外，冷落于门庭。传说有一次，梁漱溟在某大学校园内遇见熊十力，身边的人告诉梁说这个人便是熊十力，梁漱溟正为此巧遇而欣喜之时，这熊十力却撒腿就跑，害的梁漱溟追了半天也没有追上。这件事后来成为当时文化界一个不小的笑话。直到梁漱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驳熊十力学说的文章，这才被熊十力约见，两人此后终成莫逆。但那是后话了。

每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道德”这个东西如何体现它的价值？儒家讲究“立德，立行，立言”，这熊十力早年痛恨临时国民军政府政客的“污浊”行为，于是“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离开了军政府，跑到尘世之外去研究佛学去了，也许国民军政府的确是“污浊”的，那么这就算这老先生“立行”了。其人一生对儒家思想的见解也比较有自己的认识，那么说他也算是“立言”了。惟独我想不明白，他苦心研究，摇头晃脑的“道德”，究竟是什么？传说此人专门结交在他“之上”的人，而对市井小民不屑一顾，好比刚才提到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是位近代非常有名气的思想家，务实主义者，可就连他当年想见一见这个“无我这般人”的熊十力与其探讨学问都吃了闭门羹，他人可想而知呢？而这件事所表现的儒家“道德”究竟是什么？熊十力幸亏没有成为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政治家，如果他果真成了那样的政治家，别人想见一下都不行，想反映下问题都不可以，那么这不是一个皇帝的作为，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熊十力一生嫉恶如仇，曾写过一首讽刺蒋介石的倒《宝塔诗》，至今仍在他家乡广为流传。据说当年蒋介石先生50岁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参加祝寿。到了宴会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他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全无他平日里所倡导的儒家斯文。酒酣之际，众宾客轮流书词吟诗，为蒋介石唱赞歌，轮到了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起笔来边写边吟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写完这“诗”之后，他佯装醉酒状，跌跌撞撞的逃离宴会现场。后人说，蒋介石先生看着远去的熊十力无奈的摇了摇头，意思是说蒋先生也奈何不了他。

看到上面熊十力讽刺蒋先生的这个狗屁不通所谓的“诗”，又品品蒋先生的“无奈摇了摇头”，我丝毫感觉不到熊十力被人们以讹传讹的那种豪气，反倒是感觉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无聊的小丑。当日宾客众多，比熊十力有威望有学问的人一定不在少数，而熊老先生当仁不让地坐在正席，这就充分证明此人连起码的社交礼貌都不懂。当时蒋先生真的是奈何不了他吗？阎锡山如何？冯玉祥怎样？都是手握军权，割据一方，统领千万的枭雄。蒋受制于他们了吗？这就好比在民国时期，鲁迅等可以在报纸上大骂蒋介石，但这些骂蒋的人还是该做教授做教授，该写文章写文章，并未因骂蒋而遭到蒋先生的报复，反倒是有很多文人因骂蒋先生而出了“名”的，骂蒋居然成了那时文化界人士自身炒做的一个便捷手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受郭沫若等人邀请，进首都1北京“共商国是”。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可见他在北京政要们的眼里地位并不怎么高，只有一个副司级干部前来迎接他。但熊十力依旧感慨万千，以为自己年轻时的从政梦就要实现了，于是追思往昔，思绪翻滚，百感交集，感慨道：“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岂料造物弄人，命运难抗。前来共商国是的熊十力在北京被安排在一所小四合院内居住，中央政府并未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于是乎，这熊老先生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以表达自己还是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的。但是，遗憾的是，他的这些个建议、信函并未引起领导人的广泛注意。最后，熊十力老先生心力交瘁，倍感孤独，郁郁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居住。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孜孜研究学问之心毫无褪色。《体用论》、《明心篇》等著作的撰写，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结稿的，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吧！

上世纪60年代，左倾思潮越来越强烈，熊十力也一样逃脱不了全民运动这个歇斯底里的风潮。他的作品和文化研究被当成“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全社会的批评，以前的一些文友和自己的门生也多数被打倒，遭到批判。

据说他常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用他自己的话讲：“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

文化大革命来了，在左倾路线主导全国文化领域的那个阶段，熊十力再也无心研究他的“道德”、再无心研究他的“入世论”了。他不断地给中央政府写信，以表达自己对“新文化”的一些“良好”建议。遗憾的是这些信件最终都是石牛入海，杳无音讯！

1968年，熊十力这位儒学大师在上海病逝。临死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精神失常了，整日的游荡于大街上、公园里。口中时常默默呢喃：“中国文化亡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人人自危，各个都图自保，哪里还有人敢去理会他呢？造反派们也可能认为他只是个疯子而对他置若罔闻，认为他兴不起什么风浪，也就随他去了。

一个当年敢讥讽嘲笑、写所谓的“戏弄诗”戏谑当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元勋”蒋介石先生的“旷世奇哲”，“举头望天下，无我这般人的”的狂傲“道德大师”，也终究被淹没在人性沦丧的“文化大革命”愚昧海洋里了。

熊十力，这个儒学大师，新儒学的祖师，在言论相对还比较自由的时候，可以放荡不羁地辱骂领袖。但是当铁腕的政权主导着这个国家的一切，并且错误的路线使自己及身边的人，权益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他的那种嫉恶如仇，大气凛然的气节却灰飞烟灭了，剩下的也仅仅只是“建议”和那让人可怜的最后疯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