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振兴必须要有理论体系

真理是在语言的精确性表达和力求创造的过程中，被逐步修正并趋于完善的。它虽然不能直接表现出客观物质的具体现象，但它能帮助人们通过形象的思维，了解认识客观抽象的物质世界。探索真理需要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借助合理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类研究方法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发展的，尤其当“科学”一词概念的提出后，以往的研究方法并被近代人们普遍认为是正确实用的科学方法取代。），总结出的语言逻辑体系。“正确的”语言逻辑体系，被人们称为真理。由于时代的因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体现出一定的认识局限性，即真理在历史特定的那个时期被认为是正确的，随着以后认识的深入透彻，“正确的”真理人们看来就不正确了。但“真理”的正确性，与能否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们的普遍接受是受社会舆论，道德舆论及统治阶级借助文化灌输给人们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的结果。但是真理产生后，它又是在流言与传奇的社会中被人们传诵讲授的。它在流传中渐渐地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说法体系。

如果承认“秘密”或者“商业机密”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秘密”或者“商业机密”是不轻易公之于众的，或者根本不可能被人们知晓，那么一些人处理事情时，一些重要信息是被严加封锁的，当然这些信息就不能为人们所知。人们所知道的信息，无非就是大众媒体所报道的，人们所传言的，文献典籍所记载的，世间所流传的故事和传说，或者掌管重要信息的人员公开的，也许他们故意捏造的谎言。这些信息被人们了解后，如果不经辨别的话会再一次被不真实不正确的传言，或者被人们赋予艺术趣味的编造和改写。当有关原始事件的信息再次被人们知晓时，这些信息会或多或少地有些野史特色的味道，或者有些近乎艺术有些不可捉摸透的朦胧。这就造成了人们很难或者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与所传言信息描述的现实对照物。文学的解释是，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哲学认识是，从生活中来又要到生活中去。

人类对于人文历史的“秘密”和“机密”的解读，大部分都是依据文献典籍，或者人们的传说，他们所描述的要么是生活现象的弊病，要么是对古代社会的反思，要么是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很少能触及到现实社会的。对现实社会的解读，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观察分析生活，努力获取信息和深入辨别信息，努力实践验证信息的正确性，再则系统地总结正确的具有可执行性的理论体系，最终的任何则是改造社会中的不合理的和人们普遍不接受的现象，最终则是改造社会。人类则是不可能一直迷恋口号的，要想改变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但是人类所创造的理论体系，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文化体系和文化现象，大多数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或者是为某个利益群体服务。

人类对于客观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奥秘及规律的认识和解读，探索生物之谜、自然现象之谜，人类则认为这些奥秘的背后存在着客观的理性规律。“我们生活在由理性的定律制约的宇宙中。而且，我们能够发现并理解这些规律（斯蒂芬•霍金）。”“凡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靖。靖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和规律，逐步证明了人类在认识和探索的过程中，是凭借人类已知的和所掌握的知识，深入观察和分析自然界中的想象和规律并逐步验证，主观和客观的创作理论体系的，或称之为语言逻辑理论体系更恰当些。人类会借助已创作的语言逻辑理论体系，去解决摆在人类面前人类不知道其原理的自然想象，即新的自然界的奥秘。如果人类把自然界的奥秘放到已创作的语言逻辑体系中，并能被正确合理的解释，人类就会认为这个体系是正确的。人类已掌握了规律并能够很快应用它，而且对这些规律的描述正是建立在语言的精确性表达和力求创造的基础之上的。人类要想精确地描述自然界的现象，就必须借助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给自然界中的事物合理的命名，并作出正确的解释。因为从古至今，还还没有出现一种比语言文字更为精妙的，能帮助人类进行形象思维的工具。“科学”一词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非常彻底的革命，是人类由感性认识彻底迈进理性认识了。科学的严谨性，无疑让人类对自然界已存在的事物做出了合理的命名和定义。人类对于事物的名称和定义及其事物本身能够在人脑中巧妙的变换，当人们再次看到事物本身或者名称时，人类的思维则更加理性化了。历史证明了科学诞生以来，人类世界彻底发生变化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劳动对象也越来越多了，更能体现认识的是越来越多的词汇和概念出现在了人类的思维中了。

当然，人们就会把创造语言逻辑体系的人，称为科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也许是自科学诞生以来才有了这种称法。但是人们所创作的语言逻辑体系，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各种条件的限制，人类又很难掌握真正的真理。或者当今社会以科学为主导的精英文化，也面临着破产，它虽然让人们清楚了解自然界的规律，它却人类社会又面临着更多的危机。

人类要想一直掌握与时代同步的真理，那么人类就必须去实践，去反思已发现真理的正确性和人文价值。人类或许没有及早认识到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作用，结果使亚里斯多德描述的一个运动现象统治了人们思想1000多年。亚里斯多德认为，两个重量不相同但形状材料完全相同的铁球，从同一高度同时放下，较大的铁球先落到地面上。这个说法直到1590年才被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意大利比萨城比萨斜塔上（或许不是这个地方，后人提出了质疑）的实验——“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所证实。因为亚里斯多德是以他已知的知识做铺垫，主观判断并描述了那个运动现象，在语言逻辑上他没有错，可是一触及到现实自然界，他的认识解释就不对了。就像人们在为自己辩解时，按照自己的说法都是没有错的，可是人们凭法律，凭道德看待时，他的做法不是正确的了。

宗教的出现以及它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让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背上了“教条主义”的枷锁，人类的认识被局限了。伴随着对宗教的批判则产生了人文主义的萌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发生，无疑又让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一种对旧社会批判和对新事物的向往则使人们在交流中产生了更多的新词汇、新名称和新定义，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表达人们的思想和见解。当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科学家也付出了淋漓的鲜血和生命，不仅仅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且还面临着更残酷的宗教利益集团的迫害，像哥白尼、伽利略、哈维，布鲁诺等等都遭到了教会的严重迫害。教会当然明白，承认了新词汇新名词描述的新世界，就等于背离了旧词汇旧名称描述的旧世界，教会的理论体系就要破产，教会的尊贵和权力也就形同虚设。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体系在认识条件极其欠缺的时候，就被教会吸收利用了，丰富了教会的理论体系。

当全世界人们都在高呼自由，民主，平等的时候，一种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又开始侵蚀各国的民族文化了。似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富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是本民族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又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在力求拯救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文化作为一种权利的工具似乎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发现。接受了外来的强势文化，无疑是接受了外来文化的意识形态。它同样是一种新名称，新寓意的语言描述的一个语言逻辑体系，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否定。本民族的传统观念，社会舆论，道德体系，甚至国家形态都可能将发生变话。民族知识分子在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是非常想从本民族传统文化那里，寻觅到能为振兴民族文化服务的传统文化资源，寻求到能造福人类的真理。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批评外来文化的时候，有时又或多或少地有些游戏文字的意味。他们的观点很难说服大众，拯救本民族文化也显得是多么的无力。

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美国强势文化的侵蚀，我们怎样才能抵抗外来文化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作出的新的解释和定义，一定要分清本民族和外来文化中，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有人说，中国文化从宋朝以来就缺乏创新了，后人一直在讲考据学。

但是要想给出传统文化正确的解释和定义，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错误的，并创造新的文化体系，又是非常的困难。似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正确分清什么对的，什么错的，又似乎一切问题的正误都潜藏在权利斗争之中，也就是胜利者成功者成了历史的书写者。西方国家也是有着同样的现象，只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较好了些。

从哲学上看，中国的先哲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真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它同样是以语言的精确性表达为基础的。他们一直想追求到永恒的真理，可是这种天真的认识想法在今天看还是非常地好笑，人类是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的。老子虽然明确知道人类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绝对的真理，他却选择了避开现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的道理，都不是永恒的道理；凡是可以被命名的名称，都不是永恒的名称）。”这在当时是多么理性并且非常前沿的一句话，可是老子的做法有些那么理智了，在后人看来倒是很自在的。庄子呢，算是更荒唐的了，他真是把老子的“道”发挥到了顶峰，连生和死都没有分清，就别说分清对和错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齐物论》）这两位中国的先哲，竟然被中国的文人骚客歌颂了2000多年，也逍遥游了2000多年。他们以后的追逐者和其他知识分子，或许分清了对的和错的，但终究没有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一套实用的理论来，创造出的也是一种考据学，这也许是“自古文人不得志”的一种原因。而西方的先哲，却勾画出了理想国“乌托邦”，乌托邦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重要的它还是一套理论。这也许是西方先哲比东方先哲唯一高明的地方了。正是由于这点落后，感性认识一直统治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只想说问题，而不是系统的分析问题，就别说创建理论体系了，提出良策了。

我们要想振兴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在重新审视我们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敢于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去解说这种新的文化。就像孔子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周礼一样，虽然没有过多的创新，却给周礼赋予新的解释和内容，对一些新的想象重新“正名”。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我们在辨别自己的文化的同时，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又过多地以西方国家政策作为了依据，我们很难用冷静的头脑分析和面对这个现实。就像我国一些专家，在分析解决我国正在存在的问题时，他们又过多以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政策作为了依据，肆意批评中国教育，中国企业，中国政府等的做法。我们要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我们即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我们对待当今存在的一切现象，最好的做法就是合理地批判和有利于自己地吸收与继承，当然也包括外来的一切东西。这又要求我们在批判继承的时候，一定要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问题。但实际的现象是很有意思的，中学领导教师在想办好中学教育的时候，他们又过多的去参观去考察其他有着国家示范性学校了，而不是去了解去考察他们的生源地，就别说了解他们的学生了。人们或许一直都是渴望模仿，而不是努力创造，去发现真理。

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借助语言的精确性表达而被传诵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仅要有新的名称，更重要是要有新的理论体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我们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辩论对战的时候，不都是以本民族先进文化理论体系为基础的。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人们掌握就会很快转化为这种力量。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教育资源使理论体系转化为物质力量，教育迫切的需要“换血”，我们在传诵信息的时候，我们努力确保信息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