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巨富“劝捐行” 国人不应成看客

今年6月，美国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了“慈善誓言”活动，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自己至少一半的家产捐赠慈善事业。受此鼓舞，盖茨与巴菲特两位财富巨人计划本月来到中国，届时将与50位中国最富有的人士在北京见面，邀请他们共赴一场“慈善晚宴”。巴菲特表示，“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兴起这种活动。”现在，两位美国巨富善人用自己的特有的方式要面对面地给中国的富豪“传经送宝”，交流心得，从中传递出“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的慈善理念。这种来华推销慈善理念的“中国劝捐行活动”，不仅是中国富豪学习对待财富观与树立慈善理念的绝好机会，而且也是国人了解慈善、认识慈善，从而广泛参与慈善的好机会。

“慈善晚宴”是否会进行劝捐？哪些中国富豪们会否应邀出席？是否有人拒绝这次“慈善晚宴”？难道盖茨与巴菲特来中国开设的“慈善晚宴”是一个“鸿门宴”？中国是否在暗涌着中国富豪与中国人慈善的新一轮影响力？这一切疑问，让这场最值得令人尊敬的并以慈善为名的“晚宴”引起了网友与媒体热情的猜测，喜欢看热闹的国人也纷纷驻足以望、翘首以盼。

两位美国巨富善人的中国行动计划，被舆论称为是来中国“劝捐”。多数人认为，尽管两位巨富善人的使命是崇高而伟大的，但中国的“劝捐”之旅是艰难的，他们有可能无功而返，或者取得的成果有限。之所以不被看好，其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社会缺少慈善的和社会文化的土壤和制度环境；二是由于中国富翁自身的素质问题，缺乏慈善之心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正是这两种主要原因，影响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如今，两位巨头要实现他们的“中国劝捐行活动”，无疑被认为成了一件难事。

“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这是德国鲁道夫•沙泽曼的名言。难道中国真的是缺少慈善的“土壤肥力”而一片贫瘠，或慈善在中国真的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让人悲哀？非也。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并不缺乏可以锻造慈善精神之魂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值得广泛弘扬的慷慨解囊的感人的善心义举。古代春秋末年有范蠡三致千金，散尽家财，归于布衣，应是中国历史“裸捐”第一人；在现代，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也是现代“裸捐”的典型人物；在当今，荣获“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称号的余彭年老先生，是当代“裸捐”的代表人物。可见，中国“裸捐”也是人才辈出。我们亦可透过他们的熟悉的人物事迹及其善举，让我们真正认识并洞悉中国历史上慈善家的人生观以及正确对待财富的智慧观。此三人之壮举，我曾作文《中国“裸捐”知有谁》可资参阅。

从古至今，民间从来就涌动着慷慨捐献乐善好施的壮举，中国民间有慈善传统。怀慈善之心，小人物也能撬动世界。中国台湾台东市61岁的卖菜大嫂陈树菊，她的毕生信念是：“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她省吃俭用，把结余下来的一千多万元（台币）全部捐给了孤儿院、学校、儿童基金会，一直未婚攒钱做慈善，她的行为感动了全世界。今年3月5日，她与大陆球星姚明、香港影星成龙等48人，一齐登上了亚洲福布斯杂志“亚太慈善英雄人物”排行榜。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陈树菊成为最让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女性引以为傲的人，也让中华儿女肃然起敬。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将其选入2010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榜”，时代杂志的引荐文章是由导演李安所写，并于今年5月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台领奖。一个默默无闻的女菜贩，能获得如此最高的荣誉，这让全世界华人都很高兴。但这对中国人而言也并不意外，因为中国民间一直有乐善好施的传统，中国热衷慈善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台湾可能做得更胜一筹。

诚然，尽管陈树菊出身平凡，并不富贵显赫，但她的慈善仁爱之心、宽广博爱胸怀，生命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纯洁、奉献、诚实、勤勉，在我们世人心中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诚、伟大和令人可敬的英雄，也为人类树立了仁爱、善良、美德的伟大丰碑。

我市与台湾仅一水之隔，在城郊湖畔，就曾经在宋朝出现过一位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李富。当时金兵南侵，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毅然捐献家财，招募义兵3000人，从海道扬帆北上，兴宋破金。因被秦桧所抑，报国无门，辞官归养。回家后，他捐家财修筑海堤，围垦造田；建筑大小桥梁34座，凉亭2座；重修寺院多座；又捐巨款修建多个书院，并捐资供给学子费用。“远近之贤且贫者，咸厚赖焉”……这位“千载殊绝”的人物在我市称为“乐善之士”第一人。

慈善的种子已经播下，在文化的传承中茁壮成长。而今，慈善捐助活动已经在我们当地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风气与时尚。在我现工作和前几年曾经主政过的医院，许多爱国华侨他们热心卫生公共事业，对医院鼎力捐助，从捐建医院大楼到各种各样的设备……无不倾注他们对故乡故土的一片深情。有一华侨对我院尿毒症进行血透的病人特别关心，除了购买设备给病人治疗外，还连续多年到春节之时亲自给病人送“红包”过年，一片慈善博爱之心令人感动。记得我们医院曾经有住过在我市打工的几个“毒菇中毒”的贵州苗族病人，他们既无钱治病又生活困难，我们医院职工自动捐资6千多元，给他们送去“红包”，为他们排难解忧，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医务人员给病人送“红包”之事不胫而走，在当地成为美谈。我们医院每年的慈善捐助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即使我的老家远在山区，修路、建校、筑桥等公益之事，在外多出钱，在家多出力，皆满腔热情，蔚然成风。由此可见，慈善之心人皆有之，人人也都愿意力所能及为社会与他人献一份爱心，中国社会从古至今并不缺少慈善的土壤。我反倒觉得有些人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慈善，不仅要看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慈善意识，而且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富豪阶层的财富观和社会责任感。它基本上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慈善精神。如果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大众的善心和义举看起来却比中国的富豪阶层做得好一点。中国富翁们还缺少真正的慈善意识，不少富翁甚至拿慈善来“作秀”，甚或部分富人的捐款不是纯粹出于慈善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影响力”，还有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口头慈善”，口惠而实不至，让人失望。

中国富豪不热衷于慈善事业，有人认为这与他们的自身素质有关，一些人在创业之初，靠不正当手段捞取财富，财富来源大多不明不白，有为富不仁的现象；极个别富豪的原始积累，可谓是充满了“原罪”，“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要让这些不择手段获取巨额财富的富豪行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只是少数而不是全部。另一方面，中国富翁虽然物质上富有了，但精神仍然贫乏，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遗产观，在他们的眼里，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更愿意在国外取得绿卡，移居海外，不愿意或不大愿意为社会承担自已应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人总怪中国的富豪没有慈善之心，喜欢将矛头指向富豪们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的缘由？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次，盖茨与巴菲特两位财富巨人用他们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动员了一批美国顶级富豪慷慨解囊于慈善事业，因而，国人也就担心他们的“中国劝捐行活动”无功而返，有辱国体，让爱面子的中国人颜面扫地。生为中国人，这种担心应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无可厚非。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当人们对美国巨富“劝捐行活动”引颈观望之际，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5日发表公开信：在他离世时将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全部财产。此言一出，喝彩与质疑声兼而有之。但是，当你读到他说“中国富人绝不做守财奴”，“把全部财富归还世界，让更多遭遇不幸和贫困的兄弟姐妹共享”的掷地有声的话时，你能不承认说这话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人类高尚境界的追求。他所高举的一种新的财富观和遗产观，是为中国慈善事业敢为天下先的风流人物，开风气之先的弄潮儿。（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当然，中国富翁慈善意识淡薄，施舍财富保守，也与我国的公益慈善领域发育不完善和制度环境建设较差息息相关。有时候，我们对富豪们不要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应有包容宽厚之心善待他。例如有人对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表示要“将70％自有的福耀玻璃股份捐出去成立慈善基金”，但在股份捐赠存在操作困难的情况下，暂时没有下文，不少人说三道四，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果留意曹德旺先生的多年来的捐款，数额巨大，虽然可能还没达当然他本人捐赠承诺的70％，但我还是禁不住要对他的高尚行为为之喝彩。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在本次盖茨与巴菲特两位巨富善人的“中国劝捐行活动”大力感召下有更多的中国富豪能“有所作为”，不辱使命。但是，如果没有多少富翁作出“捐赠承诺”也不要紧，毕竟中国几十年富裕起来与美国几百年富裕起来的时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社会慈善的制度环境亦与美国有天壤之别，此时，却要让中国的富豪们立竿见影，“捐赠承诺”，立此存照，我认为不必急于求成，更不必参照美国的标准与之攀比。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在慈善领域并非一片空白，社会大众与成长起来的中国富豪们已经打下了一方天地，因而，完善慈善事业，培育慈善精神，需从长计议，它涵盖立法、制度建设、社会保障、政府理念、社会共识等方方面面，任重而道远。

我们都知道当年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看到一张幻灯片上，一个中国人被杀害，而围观的同胞却一脸麻木。由此，他开始了一场孤独的精神救赎。他毅然弃医从文，在后来的写作中，他更以“人血馒头”重击麻木的灵魂。

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应在慈善方面成为看客，我倒真的是希望本次盖茨与巴菲特两位巨富善人的“中国劝捐行活动”能重击国人慈善淡漠的灵魂，希望他们来华推销慈善理念就象当年鲁迅的“呐喊”唤醒民众一样，也唤醒国人的慈善意识，尤其是中国的富豪们。尽管结果可能并不乐观，但前途是光明的。

2010年9月8日白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