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辨

春秋末期的孔子和战国中期的孟子都是中国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为第一圣人，孟子为亚圣。他们的人格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高标，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渗透中华民族的骨髓，而这种影响至今依稀可见。不过，只要我们稍加辨析，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一，社会角色孔子虽然也从过政，但终其一生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家他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私学的开创人，在其时就号称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从广义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知识分子都可以称为孔子的门徒（当然这其中绝大部分也可以称为孟子的门徒）。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闪光。

孟子没有办学收徒，在狭义的教育学方面没有突出贡献（但不能说没有教育思想）。纵观孟子一生，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王道仁政），他大半生都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游说，极力说服各国国君改革弊政，弃旧图新，推行仁政，实现王道。

二，政治理想孔子和孟子的哲学都是政治伦理学（或者说是伦理政治学）。这在孔子来说就是“仁”和“礼”的统一。仁，是伦理学核心，“仁者，爱人”，“泛爱众”，一片和谐安宁，此乐何极！为此就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借鉴夏、商二代建立的，多么宏富光彩啊！我赞成周朝的制度。）在孔子看来，周朝的政治制度是理想的极致，恢复周礼是孔子终身奋斗的目标。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约束自己的行动，抑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行为和言辞绝对符合周礼的要求，那么仁爱和谐的境界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他又反复声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礼何？”（为人不讲仁义，这怎么能实现礼呢？为人不讲仁义，这怎么能实现礼呢？）由此可以看出“仁”和“礼”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仁”和“礼”是互为因果、相与表里的。

不过，孔子憧憬的殷周社会毕竟早已成为历史，重新构建谈何容易。再说要构建也总得有个步骤规划吧，也即是我们今天讲的“蓝图”，否则如何操作和实施？遗憾的是孔子的学说中并没有这样的蓝图。于是乎就形成这样的情况：孔子认为自己的主张一以贯之，讲起来头头是道，不厌其烦，但我们听起来却感到糊涂以至于渺茫。

当然，有时候他也讲到一些所谓“治国方略”，如，

一次，孔子批评他的学生冉有的时候，正面指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大家穷到一块儿，谁的兜儿里也不能多一个子儿。穷到一块儿，也就是富到一块儿，谁也不欠谁的，心安理得，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仁”的天堂就降临了。

孔子教人们识别“君子”与“小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懂得大义，小人只懂得小利）。

颇有阿Q色彩的平均主义的“穷过渡”不是治国之道，空讲道义不讲经济效益（“利”）的道德说教，又焉能富国安民？

还有一次，孔子要自己的学生子路、曾皙（曾点）、冉有、公西华诸人围着一圈儿陪着他坐下，然后启发各人谈理想（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分别讲了自己的理想，孔子都无所表示。最后是曾皙讲，曾皙没有直抒胸臆，而是描绘了一幅“踏青图”：

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听罢，于心戚戚，喟然叹曰：“我赞成曾皙说的。”

还有一次孔子要颜渊（颜回）和季路（子路）谈理想，两个学生谈以后，也都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孔子说我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希望在未来的社会里老年人生活安逸，朋友们相互信任，孩子们得到呵护）。

类似的表述还有不少，但画饼焉能充饥？再美妙的遐想也不过是遐想！

再说孟子。孟子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仁政”。不过这仁政不只是理想，同时它还是一种方案，一种规划，一种实现理想的途径。对于后者，孟子在《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有较完整的表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是记载孟子同齐宣王关于仁政王道的对话。对话快结束的时候，才进入到实质阶段。孟子对齐宣王说民要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就是说老百姓有了一定的田产才能安居乐业，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不好的念头，社会也就安定，国家也好管理。最后，孟子告诫齐宣王：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王如果真要实行仁政的话，何不返回到根本上来：你可以教老百姓在自己五亩的宅院里，屋前屋后种上桑树，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绸缎了。教百姓们饲养鸡猪狗之类家禽牲畜，不要错过时机，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类了。教百姓们耕种管理百亩的田地不要错过季节，八口的人家，就可以没有饥饿了。再为他们办学校实行教育，申明孝悌大义，老人都能得到照顾，再也不会有头发斑白的老人背着重物在道路上挪步行走了。老人都能穿绸穿缎，吃肉吃荤，百姓都不挨饿受冻，能做到这一步，还不是王道的，从来也没有过。）

孟子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规划安排，应当说这是思熟虑的结果。当然，孟子王道仁政的规划蓝图，还是粗线条的，而且当时包括齐宣王在内的各国君主，无不野心勃勃，欲壑难填，他们都一门心事建立霸业，压根儿不会认真按照孟子说的去做，只是碍于情面，不扫他的兴罢了。不过，即便如此，孟子关心民生疾苦，注重经济发展，他的规划蓝图比起孔子的“画饼”来说要切实多了。

三，学风文风孔子孟子都是学人，是思想家，对他们的学风和文风不能不予以考察比较。

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历史文献典籍笃信无疑，对周礼更是奉若神明，孔子泥古不化如是。

孟子不然。孟子自然也祖述尧舜，言必三代，但不象孔子那样盲从，他说：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种“知人论世”说，很象我们今天从西方引进的阅读“对话”理论：了解作者和作者的时代，与作者平等对话。这种态度就是独立思考的态度，就是分析辨别的态度。更有甚者，孟子提出：“尽信《书》（古《尚书》），则不如无《书》。”认为迷信《书》，反身受其害。这真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

孔子非常重视“名分”，他强调“必也正名”。对于孔子来说所谓“正名”就是肯定和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社会秩序，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只要三个月没有见到君主，就会六神无主，他离开国境一定要随身带上拜谒国君的见面礼）。

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国的国君齐简公，孔子认为这是犯上作乱，他沐浴斋戒后急匆匆跑到鲁哀公那里，敦促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恒。

莫说是臣子杀国君（孔子叫“弑君”），任何“损害”国君尊严的事情，即便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孔子都不能容忍。如，鲁昭公离开鲁国一段时间，鲁国的国政由大臣季孙氏代理。季孙氏一次主持祭祀活动，在宫廷演奏歌舞“八佾（读yi）”孔子得知此事也气急败坏：“他（季孙氏）公然在宫廷演奏天子的乐曲歌舞八佾，这种事情我们若能容忍，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再说孟子。从孔子的标准来看，孟子固然没有“作乱”，但却不断“犯上”，因为孟子不断给国君“出难题”，不断“找茬”。这是断乎不行的！的确，孟子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说的时候，每每批评国君的不是。但这正是夫子的可贵之处。他对于臣子杀国君即孔子切齿痛恨的“弑君”也是有分析的。我们看下面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讨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矣，未闻弑君也。”

在孟子看来，桀纣一类不仁不义的所谓“国君”，其实是一伙独夫民贼。独夫民贼，杀之无碍，罪之应得。

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只有同女人和小人是很难相处的啊。亲近了，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了他们又会抱怨。）为此，老人家伤透了脑筋。

孟子大体上也是如此，他们都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不过相对于孔子，孟子比较能够根据情况办事，略能变通。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手，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是啊，哪有眼睁睁地看着嫂子在水里挣扎而不伸手救助的道理，如果那样不就是禽兽了吗？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援手救嫂，这是权变。孟子既恪守古训，又能有必要的变通，是值得肯定的。

更值得称道的是孟子在理论上有创新。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学说，又有所创发，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民本主义思想，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希望国君“与民同乐”，所有这些在历史上都有重大意义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人才标准，也就是人才观。孔子和孟子的人才观是相近的，但仔细比较也有不同。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人才，这往往能从他推崇什么人可以看出来。孔子的学生可谓多矣，但最得意的门生就只有颜回一个。提到颜回，孔子总是情不自禁的赞美道：“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孔子称赞颜回好学，忠于他的学说，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颜回啊，他的思想能够长期不离仁，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期做到仁。）颜回早死，孔子抢天呼地，痛不欲生：“噫！天丧予！天丧予！”（唉！老天爷要我的命！老天爷要我的命！）

那么，颜回有什么建树呢？不知道。大约没有什么显著成就，也没有什么特出贡献，否则《论语》不会不记载。既然如此，孔子又为什么对颜回大加赞赏哪？综观孔子对颜回的所有评语，发现颜回可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安贫乐道，二是听话好学。

安贫乐道似乎可以肯定，但一味吹捧，加以推广，则大可不必。知识分子也是人，知识分子也同其他阶层的人们一样要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有能耐有特出贡献的，日子还应该过得更好一些。如果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手捧“子曰”，咿呀咿呀，背诵不停，我看这人肯定是有毛病。再说这“安贫乐道”的“道”，虽然是信仰，信念，或者说理想，看似笼统抽象，实际上无处不在。它通常表现为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发奋工作，创造革新。象颜回那样一味安贫乐道，别无他长，业绩平平，只能算是一个空头政治家，实在不必效法。

至于说“好学听话”，那同样要有分析，我认为对颜回那样好学听话，也象他“安贫乐道”一样不必推崇。一般来说，选拔人才都不会也不能不加分析的把“好学听话”当作首要条件。

孟子不是教育家，他也没有把他所处的时代的某一个人看成“完人”，不过他也有他的人才标准。

一名叫景春的人，在孟子面前推崇纵横家孙衍和张礼，说他们两人是大丈夫。孟子不以为然。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大丈夫哪？孟子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是掷地有声！如此顶天立地的汉子，如此大义凛然丈夫，能不是人才？

孟子宣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别人问他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认为气“是集义所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要依托大道和正义，或者说是一切正义集合所产生的能量。一个人有了这样浩然之气，就无私无畏，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浩然之气，就有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有这样浩然之气的人，能不是人才吗？

孟子体恤民情，关心农事，懂得国计民生，注重经济发展。

孟子是一个非常懂行的人，又口若悬何，雄辩滔滔，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天纬地之才。

领会孟子关于“大丈夫”和“养气”的论述，联系孟子的为人从业，我认为孟子的人才标准是：有不为任何环境和外部压力改变的气节；要有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浩然之气；要有民本意识，要懂农事，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要作个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话，那还要有外交才干，能精彩地演说、辩论。

五，文艺功能，这里的文艺功能，是指孔子和孟子各自认为文艺有什么功能，即文艺观，而不是指文艺功能本身。孔子和孟子都不是艺术家，不可能在艺术和美学领域有太多的建树。但孔子从事教育，重视美育，他自己也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艺术理论发表过正确的意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读《诗经》，话都不会说）。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歌可以振奋精神，可以了解社会，可以团结群众，可以宣泄情绪；近的可以侍奉父母，远的可以侍奉国君；还可以从中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等自然界的知识。）

孔子评价《诗经》第一篇《关雎》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雎》快乐而且不淫乱，忧愁而且不哀伤。即，情感把握适中。）

孔子称赞《韶》乐，说它“尽美矣，又尽善也”，至于《武》乐，他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则认为它“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把《诗》和音乐都列入必修课。

孔子曾经向老子学习琴的演奏技术。

孔子听《韶》乐如醉如痴，竟然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味道。

孔子很注意文艺的社会功能（社会效益），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把文艺的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或者说他把文艺的功能理解得单一化，绝对化，这就不恰当了。孔子说：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用？（熟读《诗经》三百篇，派他处理政务，工作拿不下来；派他到国外搞外交，又不能独当一面；这样，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原来，在孔子看来，《诗经》的作用只是在政务和外交中作为佐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白学了。

我们再看夫子怎样具体指导学生读诗：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孔子《诗经•卫风•硕人》中的句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答非所问：“先有白绢，再描画儿。”大约子夏听惯了先生关于“仁”和“礼”关系的教诲“人而不仁，如礼何”之类，下意识地应了一句：“礼在仁后面。”孔老夫子听这话，高兴异常：“启发我的就是你子夏呀！你有这么好的天份，我可以同你谈论《诗经》了。”

孔子这番高论值得研究。本来子夏请教的这句诗，不过是说姑娘长得漂亮，笑得天真，目光流盼，身材苗条，风情万种，楚楚动人罢了。孔子却不着边际的说什么“先有白绢，再描画儿”，进而引出子夏的“礼在仁之后”，致使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微言大义，都可以直接为政治（“礼”）服务。诗，以至于一切艺术门类都是政治的图解和工具，审美功能则化为乌有。这是浅近的狭隘的文艺功利主义。

汉《毛诗大序》开宗明义对《关雎》的解释是：“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关雎》是赞扬后妃具有美德，文王风化的初始。文王推行风化从自己的妻子开始，所以《关雎》应该看成是风化教育的首篇。）

这真是离开文本，扑风捉影，穿凿附会，随意发挥。

这些都源于孔子对文艺功能的狭隘理解。我们甚至可以在当代的文艺“工具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所谓“隐射文学”中看到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影子。

孟子在文艺和美学方面没有什么论述，但他的演说、辩论中引用了不少《诗经》的句子，以此增强他表达的说服力和战斗性。在“活学活用”《诗经》方面还是比较自如的。

六，人格魅力，孔子和孟子都有人格魅力，他们为人为学为文都堪称千古垂范，万代师表，但人格魅力又有所侧重。

孔子不懂经济，不事生产，不谙军事，他的成就多在人文方面。他综合素质较好，在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他都有广泛的涉猎，有的还有独到的见解。

作为教育家，作为师长，他循循善诱，和蔼可亲，语言质朴，清新可人。他口才并不突出，有时候甚至有点儿木讷，但他象慈父一般关爱他的学生，学生也无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可敬可亲的长辈。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痛心疾首，没有回天之力，却又知其不可而为之，令人扼腕。

孟子是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仁政”），不辞辛劳，奔走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劝说各国国君放弃暴力，实行王道。他倡导民本主义，希望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他规划蓝图，提出奖励生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把不仁不义的君王称为“独夫”，认为如此独夫，杀之无碍。

他视野开阔，思维敏捷，与时俱进，有胆有识。

他气势充沛，气若长虹，锋芒毕露，雄辩滔滔，锐不可挡。

这就是孔子和孟子各自不同的人格魅力。

写到这里，有人会说你这篇文章扬孟抑孔，很不客观。我则认为自己还是言之有据，力求准确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是给两位先师写评语，措辞没有那么严谨；再说这是一篇短文，要在一篇几千字的短文里面面俱到，也难于做到。我只能有所侧重，即使有挂一漏万之嫌，也顾不得了。

末了，我要说，孟子一直把自己当作孔子的忠实学生。孟子在先生的基础上有建树，有创发，又在实践和理论上弥补了先生的缺陷，这正是历史的进步；而后世的人们又克服了孟子的不足，把孟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把孟子的事业推向前进。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华文化史，这就是中华文明史。

说明：文中的引文凡属涉及孔子的，都出自《论语》，凡涉及孟子的，都出自《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