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斗士”访华随想

美国“斗士”访华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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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的著名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被各种光环簇拥：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0世纪世界前1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根据人文科学引述的检索……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学者中，他（乔姆斯基）被引用次数排名第8”。日前，他首次访华，并在北京大学做的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同时，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

西方学者内尔•史密斯将乔姆斯基与爱因斯坦、毕加索、弗洛伊德、罗索并列，我国学者陆建德则将乔姆斯基比喻为“中国古代的圣哲，忙于公共事务，不遑宁处”。而乔姆斯基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对“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履行。可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都是那些穿过了各种各样门槛或滤网，最终充当文化经理人的人。他所讲的所谓“滤网”，在他看来，不仅媒体是一个巨大的过滤网，教育体系更是如此。当人接受教育时，他就已经适应了预先设置好的框架。可见，他对社会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张扬自我、推销自己、追逐名利、失去良知的知识分子，成了“最终充当文化经理人的人”。在这方面，中美知识分子是有共同点，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然而，当今被美国主流媒体“过滤掉”人乔姆斯基对更接近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对记者如是说：“任何政权都不会欢迎批评他的人。如果你很受欢迎，你可能其实做了一些错事。纵观历史，多数知识分子是权势者的支持者，只有少数是批评者。看早期的文献资料，比如《圣经》里就有知识分子形象，不过他们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是被称做‘先知’，但你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评析政治、警告国王、批评道德状况等，但是这些人往往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驱逐。”（8月20日《环球时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人生辉煌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界，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政论家。他有各种令美国政府尴尬，让普通大众惊讶的观点，他是被美国政府视为敌人并上了“白宫黑名单”的爱国者。比如美国经历“9•11”之痛时，他出版小书《9•11》，指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在《霸权与生存》一书中他道明美国在中美洲、在伊拉克等地区与国家常年来的恐怖主义暴行……这样一位以笔为戎的大家，常被人称为美国社会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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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斗士”，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爱国者，并且象鲁迅所说的是那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联想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称“仕”，如果要做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命运的批评者，他们的悲惨命运或许比乔姆期基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了封建王朝对待文人极坏的先例。自秦以降，就会发现，中国历史长河里作为知识分子文人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浸染文明史册。魏晋乱世，文人名士传承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各种学术，其能力水平与社会声望赫赫有名，但不见得能被朝政所容。其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嵇康，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因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朝政，受人陷害被判死刑，临刑前有三千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名曲《广陵散》，而后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留下了最遗憾的遗言，遂从容就刑。在这一时期相继被杀的有玄学的创始人何晏，《博物志》的作者张华，与陆机齐名的诗人潘岳，中国古代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编写煌煌史学巨著的《后汉书》的杰出的历史学家范晔……

明代屠夫抡起的屠刀曾让京都遍地血迹斑斑。大儒、诗人方孝孺，生性倔强，宁折不弯，誓死效忠建文帝，拒绝为明成祖朱棣起草登极诏书，被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也正因为杀掉了这个“读书种子”，明朝这一代，始终没搞出什么太像样的文化来。

可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那能敌得过皇权更迭的血腥与外敌的屠刀，那能敌得过那种封建统治阴暗的宫廷文化。历史上所闻所见还有大大小小的“文字狱”造成的腥风血雨，视文人名士的生命如草芥，中国历史的长河也因此无不处处流淌着他们殷红的鲜血，其挥之不去的血腥味时时缠绕在历代文人心头，让其惊魂未定，恶梦不绝。因而许多见过刀光剑影或闻说血肉横飞的文人名士，被吓坏吓倒了，庸俗圆滑了，噤若寒蝉了；或投机变节沦为皇帝的流氓匹夫，穷凶极恶，恬不知耻。文化的惨痛，让人千年为之叹息；历史的恐怖，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文人的沦落，让人怒其不争并怒火中烧。

当然，文人也有难得的宽松时刻。历史上那个红光满面手持铁棒的赵匡胤，虽一介武夫，但他在解决功臣们功高权重的问题，他就不大开杀戒，而是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和平解决权力之争。甚至在他驾崩之前还立下遗诏，嘱继位子孙不许滥杀功臣和文人，使得他身前身后至少有五代皇帝没有滥杀过文人，成就了宋朝那一段相对宽松、和谐、文化繁荣的文人治世的历史。历经五代皇帝，在封建王朝对文人轻薄与杀戮的历史中实在难得。可惜，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

或许明朝的海瑞勉为其难算得上一个封建王朝的“斗士”，可能是运气使然，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史官员，敢于批评皇上虽有挫折，却能躲过厄运闪过屠刀，一边批评朝政一边在朝为官，善始善终，流芳百世。海瑞这个明朝仅有的特例，成为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孤珍藏本。但是，天风浩荡的封建社会还是在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呐喊声中让它走到了尽头。千年的枯滕老树倒了，落叶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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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扫掉封建社会的满山落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当务之急。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其开端而揭开新的一页。它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这其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还有共产党同路人的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揭开了人民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一页，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社会，唤醒民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也成为了中国的脊梁，中国文坛从此波澜壮阔，流光溢彩。而在这一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了中国的完全的“社会斗士”——鲁迅，让当权者如芒在刺，如临大敌。作为新文学奠基的巨人，认识到“改变精神”的重要性，十分注意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他作为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者的一大思想特点。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革命的最前列，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广泛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文创作的特点。他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却始终贯穿着“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他“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他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作品以及形成的杂文流派，在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地发挥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虽然遭恐吓，被通辑，投监狱，我们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反动派杀戮他的企图始终没有成功过，得以让他的著作以及思想的光辉至今在中国的上空闪耀。

在现代史上出现的“民主斗士”张澜、闻一多、李公仆等，在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成功，就有民主公平的理想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大众的因素，也是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之不懈奋斗的祟高理想。象闻一多、李公仆等许许多多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国的黎明之前倒在血泊之中，这些民主人士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无疑起着非常革命的、积极的进步作用，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爱国主义的不朽诗篇。今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民主之澜》无疑是最好的诠释。

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延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解放区掀起的文化运动浪潮也随之辐射到国统区，散播于全中国，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的确，“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的那首《沁园春•雪》在国统区一经发表，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为之倾倒，不知不觉受其薰染，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认识的大转变到对整个共产党认识的大转变，纷纷对延安宝塔山驻足以望，翘首以盼。而毛泽东诗文之好，境界既高，胸襟又广，谈吐高远不俗，“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较量就已经定下了蒋家王朝的气数。伟人毛泽东不就是那个时代代表共产党人的著名的“社会斗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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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开天辟地的一呼：“人民万岁！”传遍五洲四海之时，新中国的成立，全中国人民为翻身解放而欢欣鼓舞，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家作主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世界史上，也有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阿育王。作为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君主，一生的业绩被史学家分成两个部分，前半身与后半身黑白分明，也因此治理出一段和平、和谐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而我国的伟人毛泽东的一生与阿育王有点类似却相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是非功过三七开的历史定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崇敬毛泽东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的翻身得解放的工农大众，这肯定不说自明。而另一类的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能与毛泽东同台对话心灵相通文采斐然的顶尖级知识分子，象柳亚子、郭沫若、黄炎培等。黄炎培在1945年延安“窑洞对”后，就成了毛的“铁杆”，据说他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效仿清初文人顾炎武等人不入朝为官，坚决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新中国成立后，却破“不为官吏”之规，以71岁高龄欣然受命。

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协会上，“诤臣”梁漱溟当着几千人的面“要考验毛主席雅量”，与毛泽东吵得不可开交。事后，梁待遇不变，毫发未损。著名的“社会斗士”当权后仍能给“诤臣”一席之地，率先垂范与胸襟雅量得到“考验”，赢得赞誉，威望日隆。

然而，正所谓月亏则盈，水满则溢。长期的歌功颂德，盛行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毛泽东与曾经提倡并定为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初衷渐行渐远，开始不适应也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出现了威权政治，而不是向民主政治的转变。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一大批敢言之士，受到迫害，神州大地，从此再也未见“诤臣”与“斗士”。至今社会各界与民主党派虽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只见“百花齐放”，未见“百家争鸣”，却听到的是一片唯唯诺诺与歌颂升平之声，唯不见共产党得到他们的直言批评和“长期监督”，言语失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党外如此，党内如何？1958年毛泽东刮起的“大跃进”风潮，再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使人民深陷饥寒交迫之中。1959年彭德怀元帅上万言书，仗义执言，为人民鼓与呼。但彭德怀的实事求是，却遭受批判与不公的待遇。为了合理的事业，他却付出了不合理的代价。黄克诚的儿子黄楠在回忆中写道：“在庐山会议上，在顾全大局的重压下彭德怀和父亲都被逼违心认罪，心中耿耿，无日得安。父亲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上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黄楠：《父亲黄克诚所得的教训》）黄克诚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是一个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的人，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权力向来不是野生的，但却具有与生俱来的野性。在《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一个不说真话与不敢说真话的社会，一个不能容忍社会批评与“社会斗士”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正是这样的环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爆发，历经十年，祸国殃民，整个中国伤痕累累。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备受折磨，人人自危。“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著名的巴金老人在文革中被下放参加劳动，家庭受到牵连，生活陷于绝境。老人在他晚年所写的《随想录》中，力倡反思、反省精神，要我们在读“文革”史时去反思那些荒唐的行为，忏悔自己不洁的灵魂，免得我们的人民再去遭受苦难，免得我们的国家再堕入深渊。并力倡建设一个“文革”纪念馆，要国人吸取教训，永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宏钟大吕的时代强音！

这样的教训，我们是否真的从中吸取教训了吗？我看有一些，确实也形成了一定的纠错能力，但未必是全部。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喧闹，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对权力的匡正和制约，靠的不是软性的纸上的契约，更不是柔性的个人的修为，而是令人敬畏的刚性制度“铁窗”，还有人民的批评与监督。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视察表示，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他还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温总理还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他还说：“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8月23日《参考消息》）

三十而立。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刚出头。有人说，从总体上看，五四运动以来不断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在中国远未得到真正的确立。当今的中国，既出不了杰出人才也出不了“社会斗士”；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不敢讲真话，不敢实事求是，不敢批评和监督政府；中国社会的很多浮躁和低劣现象，如官位崇拜根深蒂固、虚伪之风大得其道、腐败之风不见收敛、清风正气缺乏市场、民主进步停滞不前……根子都出在这里。当今中国缺乏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由此可见，现在是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了。我想，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实现温总理的愿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同时，中国无论在国家事务层面还是在个人生活层面都需要科学精神的全面洗礼，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的长期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提升和民众的幸福提供保障，中国才会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乔姆斯基在京期间回答一位中国观众提出的中国问题时，他说：“我只能帮助美国解决问题。”我想，美国“社会斗士”并不是传教士，其能够访华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求真永远应该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原则。中国的问题还是留给具有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回归和即将浮出水面的社会批评家与“社会斗士”，留给当今在大众媒体上特别是互联网针砭时弊蔚然成风的“网络斗士”，让他们能够放胆地说出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从而帮助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希望这个社会能多给爱国的“斗士”一些流露和表现的舞台。对有些幼稚、冲动、有时甚至带来些许麻烦的，或即使带些杂质，也不要轻易戳伤，更不要扣上“莫须有”的帽子。一个能够容忍并宽容批评政府但爱国的“社会斗士”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而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知识分子，其情操更加珍贵、难得，理应得到社会和政府应有的尊重。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美国“社会斗士”的到来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福音！难道不是这样吗？！

2010年8月2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