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石头与交学费

听书记讲形势报告，又讲到“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嘿嘿，这句话讲了十几、二十年了。记得农村经济改革不到十年时间，抓住两个字，—“分”—“包”，困扰我国三十多年的“吃饭”问题便基本得到了解决。可是改革一进入城市，进入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领域，却遇到从未想到的困难。这时，只有在这时，我们重温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才感觉到它的意义来。

说实话，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真正彻头彻尾的成功改革还很少。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啇鞅变法算起，历经汉唐至宋元明清二千多年，数得上的改革只有宋代王安石变法和清未的戌戍变法……这些变法大多是无果而终。即使是成功了，也仅仅是一个部份或一个阶段。往往是支持变法改革的君王一死，或大臣遭到贬斥、流放或杀害，仅有的—点点成果也会丧失。不过，所幸的是改革的印记还会留存，它的些微成果还会保留下来。这很有点象“进—步退三步”的样子，扭扭捏捏，落在历史潮流的后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被猛击一掌，可能才会惊醒过来，加快步伐，赶上历史的潮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绝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记得文革刚刚结束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0亿人搞了30年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粮食总产量仍在解放初期的水平上徘徊，而人口却翻了一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其原意是想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粮食产量，让10亿人吃饱饭。但—步一步发展下来，谁也没有料到却瓦解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农村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小平同志支持把农村承包制引入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其原本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增加产品数量，满足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渴望增加生活日用品的需求，但却没有料到一步步发展下来，却推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引入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小平同志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其原本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回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但却没有想到—步步发展下来，却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占据中国GDP80％的贡献，提供了75％的就业岗位。中央在表述非公有制经济时，由“补充”修改为“重要部份”，又变成“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部份”，—直到2005年“发展非公经济36条”中使用的“允许、加强、帮助”的字眼，今年五月在《非公经济发展若干意见》中修改为“鼓励、改善和支持”，由此，表现出国家对于非公经济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重要作用的认可。至于“开放”的提出，小平同志原来的本意也只是想引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引进资金，却不料一步步发展下来，我们却通过15年的努力，终于加入了WTO，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我国的出口、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

同理可证，小平同志以后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国企改革要“抓大放小”、“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方针，其原本的用意是要克服国企巨额亏损、资不抵债的窘困境况，谁知发展到后来，市县以下的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包、租、并、转、卖、送……一夜之间，买断工龄的职工离开企业，企业让位给新兴的“企业家”，一夜暴富成为中国企业改制诞生出来的怪胎；当时中央提出的“房改”、“医改”，其原本的用意也是为了改变我国几十年来统包统配的医疗住房福利化制度，缷掉国家早已无法背负的沉重福利负担，谁知发展到后来，住房和医疗的市场化成了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当时国家还提出“大学扩招”，其原本用意是拉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谁知“教育市场化”随大学扩招蔓延到整个教育部门，从幼儿园、中小学到中专、职高，成为又一个老百姓诟病的重灾区。

改革－经启动，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这决不是小平同志当时所能预料到的，也不是以后的国家领导人估计得了的。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绝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踫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中国的土地上搞改革，那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艰难摸索。前总理朱镕基说“不管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话说得悲壮，但说的却是事实……

中国的改革，在加入了WTO和在《世界人权公约》上签字以后，已经确立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世界接轨。WTO共有150个成员国，《世界人权公约》共有149个缔约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员，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全球化日益深刻的今天，中国的任何退步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

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在“市场经济”前加了一个限制语。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参加WTO的150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前加限制语的。其实，加上这个限制语，明眼人—看即知，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和其它150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说剔除个别行业的高度垄断性，再解除中国的行政垄断性，必将在中国引起翻天复地的大变革。这种变革会对生产力的解放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也可能会潜伏极其巨大的风险。

现在我们再说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句话，其时已经错过了“攻坚”的最佳时机。当我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的时候，可惜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46，远远超过警戒线！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这10％的人已经在中国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把“改革开放”也时时挂在嘴上，印在书上，出现在电视网络上。可是改革的实质已经被他们悄悄置换，使改革道具化，而最终泡沫化！

想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这十多年来我们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我想没有一个领导人会预料到在取得世界瞩目的经济硕果时，会催生出—个“特殊利益集团”来。这尤如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90％的群众要求彻底解决。因此，不切除不行，但稍不留意，让它扩散开来，转移出去，致使改革停滞、经济崩溃，也是要命的事儿。目前，任何改革的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处在两难的境地。我想，这是中国体制的宿命，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社会激烈动荡，我们永远下不了那“温柔一刀”。

实际上，就其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而言，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特殊。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上，任何一方都无法超越现实的羁绊。我们需要建立对这种必然的共识，也就是对全球化时代国情必要性的理解的共识。讲究特殊性我们可以理解，但更需要对人类共同的理想保持敬畏，以此減少改革的风险和阵痛，规避后代对我们的批评和谴责。

记得列宁说过：“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我们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摸着石头过河”，整整摸索了三十年，可仍然没有总结归纳出“中国式市场经济理论”来。由此看来，我们还得继续摸索下去，“交学费”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作为纳税人，我们要颤颤津津地提个恳求，那就是：学费不要太贵，学制不要太长，切莫要再缴三十年学费还毕不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