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思想性

杂文的思想性是杂文的命，没有思想性的杂文就是一条漂浮水面的死鱼，不但不能给人肉食的营养，反而会坏了一池水。鲁迅杂文深刻丰富的思想性，很大一部分是体现在他的讽刺语言中的。研究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思想性，对我们今天的杂文作者正确把握文章的思想方向是有裨益的。讽刺可以用，但不能乱用。

鲁迅杂文的思想的深刻性很多是通过讽刺手段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思想性使鲁迅的讽刺艺术具有了无穷的魅力。鲁迅的讽刺艺术扎根于社会生活，它的思想性表现为：努力地揭露社会的丑和恶，为祖国的光明和强盛勇敢地战斗，运用最辛辣的讽刺鞭挞着落后、腐朽与丑恶，激扬着爱国与进步，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就是深刻的思想性使鲁迅的讽刺艺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强烈的感染力，崇高的人格魅力。因此，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讽刺艺术，就得把深刻的思想性作为鲁迅讽刺艺术的首要特色加以研究，以区别于那种肤浅的庸俗的为了个人利益而打击报复的文字，从而更好地陶冶我们的性情，更好地运用讽刺艺术。

（一）鲁迅的讽刺语言体现着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忧患意识，而不是个人的恩怨。

鲁迅前期杂文的讽刺，主要是猛烈地批判禁锢中国人的思想，阻碍中国前进的保守落后思想和势力。这些思想和势力代表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看世界的发展，不管中国的落后，更不管中国的屈辱和面临的灾难。可鲁迅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他就把他的讽刺语言，像机枪子弹一样密集地射向这些敌人。

他在讽刺中，批判着迷信，鞭挞着父权、夫权、神权等封建伦理，怒斥着主张复古、鄙视白话、反对新文学的势力，切除着群众中的愚昧与麻木。鲁迅在文章中，把封建势力比喻为雷峰塔，把卫道士比喻为法海，对其下场作者讽刺道：“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终究是要倒的么？活该。”这是对封建势力的宣战，对封建势力覆灭的期盼和欢呼。“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这是对保守势力愚蠢而又自大行为的讽刺，也是对中国落后根源的揭露。他把中国比喻为侵略者的肉的筵席，并且高呼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这是对保守势力的罪恶的揭露，也是对他们的鄙视，是对青年们的责任的警醒。“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敏锐了之故罢，向来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这是对封建势力的爪牙们的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变革、反而自欺欺人的丑态的揭露。“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长瘤，额上肿瘤出一个疤，的确与众不同，显然很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痛别人一样的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以“瘤”和“疤”比喻国粹，是对守旧势力的守旧方法的揭露，也是对其目的的揭露，警醒力很强。“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这是对中国旧势力的顽固麻木的揭露，他们对外来的一切新思想都是镇压，是对中国落后根源的揭示。“因为人到是要个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这是对封建统治者软弱不自强的揭露。

鲁迅对这些封建势力祸国殃民的罪恶的讽刺，对这些反动势力本质的认识，都是深入骨髓的，显示了很强的战斗性和警醒性。

鲁迅后期杂文的讽刺，则更多地针对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力量。这个时期，外族的侵略目的日渐明确，某些力量或明或暗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到了危急的关头，急需要唤起民族和统治者来拯救国家和民族。他讽刺对象的力量更为强大，他讽刺的目的更为明确，战斗性更强，立场更为鲜明，他的危险性也更大了。正因为这些因素，鲁迅这个时期的讽刺更显示了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如：面对国民党政府卖国、镇压爱国学生的罪恶，作者先是以《无声的中国》这标题揭露，又在《“友邦惊诧”论》中给以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矛头直指当政当局，把作者的爱国热情和以身救国的浩然正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可见，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渗透，鲁迅的讽刺会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二）鲁迅杂文的思想性还表现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正因为清醒，才越要战斗。

鲁迅看准了祸害国家的势力，而且看到了这种势力将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因而不惜手段地讽刺打击；他也看到了是哪些力量在挽救国家，对这些力量他是不惜笔墨讴歌的。讽刺和讴歌都表现了鲁迅的清醒性，也表现了他的战斗的勇敢。如：

他看到了中国落后面临的危险性，因此强烈地主张打翻一切封建势力及落后思想：“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眉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激，因为他一定不愿吃中国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这违背常理的满含心酸的讽刺，清醒地警示国人，中国已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再不变改社会中国就完了。

鲁迅看到了造成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原因，因此毫无遮掩毫无顾忌地揭示。“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这是可哀，真是不幸！”阻碍中国强盛的便是这自大而落后守旧的势力，称之为“爱国”是绝大的讽刺。

鲁迅看准了封建落后保守势力的特点，在很多杂文中将其比喻为狗，并把他们的特点公之于众：他们为了活命，不惜代价地伤害扼杀进步力量，最终危及到国家和民族。作者也明确地指出了对待狗的态度：“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水中。”

在后期杂文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局政府的反动性，清楚地看到了反动政府的走狗文人们的险恶用心，清楚第看到了革命失败的原因，不遗余力地揭露。并更为清楚地指出了中国青年们的任务，要他们认清斗争中注意的问题，也通过文学给他们指出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清醒性，使鲁迅的讽刺攻击目标更为精确，更成为了青年们斗争方向的指南。

鲁迅语讽刺语言中贯穿着的这些爱国情感，使他的讽刺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魅力和感染力，也才成为了艺术，也才在当时以及今天都给人巨大的震撼，有了永久的活力。

我们今天一些杂文作者学习鲁迅的讽刺艺术，表现的思想性刚刚和鲁迅相反。鲁迅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不一样，那时的社会制度到当权者都是反动的，反动的标准就是不顾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前途利益，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而我们今天的制度和政府，却在尽最大的努力保障民生，领着国家逐渐走向强盛，我们怎么能用鲁迅那种讽刺手段来讽刺我们今天的制度和政府呢？就是鲁迅今天还在，可能也不会用。所以，我们今天的杂文，从对社会有建设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讽刺性应该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我们的杂文讽刺艺术就成了反动而不是爱国了。我们今天一些文章，把个别人的不良行为，上升成社会的罪恶，上升成政府的罪恶，这不是在维护大众利益，而是在破坏大众利益，你的讽刺就刚好与鲁迅相反。另外，鲁迅的讽刺决不用于人民、朋友以及进步力量的，反而对这些是热烈讴歌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先生《孩儿塔序》中所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叙：“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释放出来。”鲁迅热情接待并赶快给他支了稿费。

从以上分析可见，鲁迅不是把个人恩怨的人作为讽刺对象，他讽刺的都是在他看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希望的人和事，而对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和人却是多么关爱啊！今天有个别作者的杂文，刚好相反，他把个别言行，甚至满含个人恩怨的言行，毫无理由地拔高到国家、制度、政府的高度，并进行讽刺，这就违背了讽刺的“度”了，走到了鲁迅的反面去了，让人看着就不舒服。

我这里说的思想性，并不是指篇篇歌颂祖国。只要有助于我们的社会道德、好的风气形成、能陶冶人的性情等的也应该算思想性。

我们学习鲁迅的讽刺艺术是好的，但必须要有思想性，而且一定要用对地方，否则是会带来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