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私有意识是根除腐败的最佳突破口

腐败猖獗，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打击腐败不可谓不力，腐败为何仍屡禁不绝？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掐住腐败的源头。腐败的根源是公权私有意识，这既是形成腐败的逻辑起点，又是根除腐败的最佳突破口。

公权是由人民授予的，本来是用于为公众服务、谋取公共利益的。但在很多官员心目中，公权是私人所有的，如同私人宅院、私人存款，是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支配，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办案民警披露过文强的特点，“他不在乎收了多少钱，而是在收钱过程中享受到权力带来的愉快。他记不得多少人给了他钱，但谁没有给他钱，他一定记得住！”这表明，对于文强来说，金钱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对权力私有的验证：标志着权力确为个人私有，标志着权力确为个人带来满足，标志着权力私有确实得到他人的认同。

公权私有意识来源于何处？它有着历史、制度、个人等三大来源。

就历史而言，公权私有意识来源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盛行“清官情结”。何谓清官？清官指品行高洁的官员。何谓贪官？贪官指贪婪成性的官员。为什么在百姓看来，个人品行上的差异，会导致官员行为泾渭分明？原因在于，百姓普遍认为，权力是属于个人私有的，它必然因官员的品行而发生变化，官员品行好则权力有利于民，官员品行差则权力有害于民。

就制度而言，公权私有意识来源于干部制度的不完善。

在选拔制度上，个人色彩过于浓厚，无法体现出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官员受到提拔，基本上与百姓无关，而是看上级领导是否赏识，是否认可了你的忠诚。组织部门的调查显示，上级领导指定人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封官许愿，是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三大突出表现。

在考核制度上，个人色彩也过于浓厚。一个部门的政绩，往往归功于官员个人。一个部门的责任，却不用任何人来承担。政绩本由众人创造，功劳却被记到少数官员的帐上。换言之，本属公有的政绩，无形中转变为私人所有，为官员个人带来很多利益，如尊重、颂扬和更大的权力。于是，才会有很多急功近利、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的“政绩工程”出现。为了政绩，少数官员强拆民房，不管百姓死活；为了政绩，少数官员殴打上访群众，不管是否触犯法律；为了政绩，少数官员不惜挪用扶贫款项，用于建设豪华的办公大楼。

在管理制度上，权力的使用范围没有作出明确界定，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权力的界定和监督，常常来自上级领导的个人意志，这就使管理制度也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有了对上级的忠诚，是否侵犯百姓利益就不必计较了。

就个人而言，公权私有意识来源于人的本性。人都有利己的一面。一般而言，人们都倾向于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权力意味着尊重、名誉和地位，意味着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官员自然会将权力与个人联系在一起，感觉到权力是属于个人私有的。官员周围的人深知权力的作用，想利用它谋取一己之利，不惜逢迎、吹捧、送礼，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官员的公权私有意识。近年来腐败越演越烈，是与公权私有意识深入人心密切相关的。这种深入人心，不仅是对官员而言，而且是对百姓而言。百姓于潜意识中普遍认可，公权属于官员私有，是官员可以自由支配的。如果个人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是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用贿赂官员的方式达到目的的。行贿的日渐猖獗，就在于公权私有意识的顽固存在。

公权私有意识不会立即带来腐败，但它是腐败的逻辑起点。由公权私有到权力滥用，再到腐败堕落，是腐败必经的三大发展阶段，可视作腐败的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有了强烈的公权私有意识之后，就会想着如何扩大权力。扩大权力的途径有二，一是谋求升官，二是滥用权力。如果宦途顺利，那就尽量克制自己。即使违规用权，也力求打法律和法规的擦边球。如果升官无望，就会失去自我约束力，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进入到权力滥用阶段。一旦可以不受制约、随心所欲用权，则会想着深化权力的内涵，即私欲膨胀、疯狂敛财，进入到腐败堕落阶段，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

在贪官的成长道路上，这条发展轨迹是非常清晰的。

原陕西神木副县长高小明，受贿24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在忏悔书中说，面对投资巨大的工程，我开始忘乎所以，大小事都由自己操纵，失去了控制，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对于送礼的人，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

从2002年开始，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觉得仕途上发展余地不大，逐渐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收受贿赂呈直线上升趋势，最终达到518万多元。

文强在悔过书中写道，十多年来一直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多、成绩大。尤其是看到很多人不如自己，却纷纷受到提拔和重用，甚至担任比自己更高的职务，产生了不满情绪。既然升官不成，就开始乱用权力，直至无法无天，“在重庆没人敢动”

这三个阶段有可能相互交叉。如果监督不力，由公权私有到权力滥用，由权力滥用再到腐败堕落，其实都只有一步之遥。因此，紧紧抓住公权私有意识，在官员进入腐败的第一阶段就大动手术，乃是根治腐败的关键和最佳突破口。

公权私有意识的三大来源中，制度因素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与现实相比较，历史显得很飘渺。与制度相比较，个人显得很脆弱、很无奈，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一个完善的制度，能够将利他的一面发扬光大，将利己的一面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此时，人们有足够的动机，抵御强大的诱惑。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抑制了利他的一面，放纵了利己的一面。此时，普通人缺少足够的动机，难以抵御外界的诱惑。近期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接连四个“办法”，构成了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违规失责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这就为消除公权私有意识提供了选拔用人方面的制度基础。

我们不但要改进和完善干部制度，并使之得到切实执行，还要把公权私有意识作为靶子，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铲除公权私有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加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预警机制，根据公权私有表现出来的蛛丝马迹，把贪官一举歼灭在萌芽阶段！

官员的公权私有意识茁壮成长时，有很多迹象可寻，坦然接受非物质贿赂就是一个重要标志。这种贿赂包括女色诱惑、帮官员发表论文、安排出国旅游、提供职务升迁信息、长期出借住房和汽车等；为官员子女介绍职业、提职晋级、调换工作、安排出国留学等。这种贿赂打着“人情”牌，为金钱贿赂扫清障碍、探明方向，使官员于忘乎所以中淡忘了党纪国法。倘若围绕着官员的此类事情多了起来，表明他已经让公权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要想消灭可能出现的新贪官，这是出手挽救的最佳时机了，应该及时提醒他，让他清醒清醒头脑。如果等到滥用权力阶段再去制止官员，如同拦截一匹狂奔的野马，就连野马自身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放慢脚步。如果等到腐败堕落阶段再去惩治官员，如同火灾之后再去救火，损失已经造成，于政府、于百姓、于官员，面临的都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