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驳〈西路悲歌〉作者的借刀杀人观点》一文的答复

去年年底以来，笔者在写作方面做的一件大事（当然仅对个人而言），写了《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一文。正如笔者在该文《前言》中所说的，笔者也和各位朋友一样，“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出身贫农，又自小受“党文化”“党教育”的熏染，因而亦曾狂热崇拜毛泽东，极为推崇他的“丰功伟绩”。孰料人过中年，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竟然大变，随着各方面的书看得越来越多，发现一切似乎都与我们被说教的不一样，许多历史是被歪曲着、蒙蔽着的，被西方人视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20世纪三大独裁者”的独裁者还被当作神供奉着，被不同动机的继续吹捧着。出于一种反抗历史蒙昧主义，还原历史真相的道德义愤，笔者遂不自量力，写下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初打算5万字，初稿16万字，几经修订、增补，现已近20万字），并将它看作是对自己前半生社会观、历史观的总结和反思，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再认识。这就是《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一文的写作动机。这些内容本已在笔者的《前言》、《开篇絮语》、《春天还有多远——关于〈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的一些题外话》、《我一次被官府训诫的经历》等文里说了多次，为了方便读者朋友全面了解，故不避絮烦，又“抄袭”了过来。

文章草成后，除被官府叫去训诫一番外，在网上发表也颇不顺利。由于本文高度“敏感”，有两个文学网站直接退稿发表，另一个网站有选择发表（貌似“歌功颂德”的发，其它不发，基本倾向退稿），幸有另几个网站（杨柳青、河姆渡、好心情、原创力量文学联盟、凯迪网的博客与论坛）不嫌弃本文浅薄和鄙陋，因而得以发表。本文写成后，首先在言论相对比较自由的《博客中国》连载，但由于过于离经叛道，网站有意做了淡化处理，一开始每篇平均点击一两千，后来就只有数百，即使登了点评或点击排行榜也被撤下，相比该网上容全堂、卜移山等哈毛派的文章经常被推荐，境遇可谓两重天。这点我理解，当今中国“言论自由”的特点就是，赞颂可以，批评不许，本文活该如此。正因如此，我才要感谢《博客中国》、《凯迪网》以及其它上述文学网站的编辑朋友们我的言论自由，显然，这些朋友们并非全赞同笔者的观点，一位编辑朋友评语中就曾明言：“究竟事实与否，至少小编不能苟同”，说明这些朋友们真的做到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先生，我完全不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您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境界不知比一些所谓的“实事求是”们、“高风亮节”们要高多少倍！

至于读者反应，一如笔者预料的，也呈两极化，骂笔者为“败类”、“疯狂诋毁诽谤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反动自由派反动文人……纯属文痞”、“阎王不找你就算你小子幸运了”、“信口雌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满口喷粪”者有之，将笔者称作“与袁腾飞一样有良知的国人”、“还原历史真相……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者有之，甚至有几个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或信件来向笔者索要全文。不过，像司马剑雪先生这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写专文提出质疑和批评，还是第一次看到。从礼尚往来的角度，不分辩几句，似乎显得不够尊重朋友。况且，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人看的，评论的，或赞成或批驳，或称赞或诅咒的，都是交流互动的一种方式。鄙人相信真理真相愈辩愈明，因此在这里先表感谢，再表欢迎继续对鄙文后续文章提出宝贵意见！

《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原名《弄权巨匠，祸国奸雄——21世纪初叶一位知识分子眼中的毛泽东》，笔者到现在也认为，后一个名字比前一个更能反映笔者的观点和文章的中心，也更能反映本文的文体，只是由于在当前严峻的舆论环境下，为了避免过于刺激，不得已才改成了现名。从文体来说，是一篇历史随笔，不是一本历史专著——笔者不是历史专业出身，深知不具备写历史专著的能力。笔者只是就自己所能阅读的范围内，谈一下自己对这个以往鼎礼膜拜的人物的看法而已。若从历史学术的角度，它显然不够“严肃”，甚至不值一些学问家一哂；若从笔者的写作态度来说，却又是极为严肃，极为认真负责的。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反复阅读所能搜集到的各种资料，比较、分析、鉴别、判断，才像写论文那样，在文中列出资料来源，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虽有“抄袭”之嫌，但也只能如此——我还想就教于一些朋友，学术研究中的“参考”与“抄袭”究竟如何区别，您之“参考”与笔者之“抄袭”有何区别？当然，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本文引用的多为二手资料，学术价值不高，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是，因为鄙人本非历史专业的专家教授，也从未奢望它成为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一篇历史随笔，笔者敢保证，除了引用的史实外，文中的许多观点，如关于高饶事件的分析、林彪事件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中悲惨遭遇的责任问题，关于建政后的社会控制问题，关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分析，关于毛氏与蒋介石的比较评价，关于毛氏的总评，都是笔者独立思考的结果。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历史读物遭到严格审查和筛选的情况下，笔者就是想“抄袭”，谁又能给笔者提供“抄袭”的材料？！

诚然，正如司马先生所指出的，拙文中确实“大量引用”所谓“野史”。这里，笔者首先冒昧地问一个在司马先生看来可能十分愚蠢的问题：何谓“野史”？依笔者的愚陋，“野史”也许是未经证实、道听途说的说法，“非法出版物”上的表述，非“官方”或者“非主流”的观点，在许多朋友眼里，“野史”或许就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代名词。愚深不以为然。按照这些朋友的观点，《二十四史》应该是典型的正史吧，看看其中大量煞有介事的记述，什么汉高祖的爹看到汉高祖的妈与龙野合怀了汉高祖，隋文帝生下来头上长角、身上生鳞，唐太宗生下来二龙戏于门外，明太祖生时红光冲天，以致邻居们以为朱家失火来救火，看看《人民日报》、《红旗》大跃进时大量“亩产上万斤”的报道、文革中批这个“反革命”揭那个“野心家”的社论，可知所谓“正史”中也可以满纸都是谎言、屁话，要不梁启超先生怎么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要不前苏联人民怎么说“《真理报》中无真理，《消息报》中无消息”呢！

再者，在真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真正“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会出现所谓“野史”的问题吗？常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真理愈辩愈明，掌权者为何要对我们读什么严加种种控制呢？1999年，学者笑蜀根据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以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党媒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保障人权、发展民主的言论、社评，编成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结果，这本揭示历史真相的读物上市不久就被查封，列为禁书！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曾回忆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成真的了”。文革结束后，对文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影响如此深远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重大事件的研究，竟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领域，文革档案不开放，研究受限制，成果发表难！1988年中宣部对出版文革图书专门下达文件，称“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译著，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明令规定此类书籍出版必须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查。因此，文革结束30多年来，大陆公开出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不过可怜的4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1995年）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这些材料不是笔者杜撰的，而是“抄袭”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王海光：《“合理想像”的妄言》一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历史教科书问题，官方一直批评日本方面篡改、歪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历史，有人甚至质问：日本，你为什么不认罪？孰不知，当权集团对“大饥荒”和“文革”历史的粉饰、歪曲、篡改竟丝毫不亚于日本右翼势力，因此，现在许多人也都在质问：“实事求是”们，“高风亮节”们，你们怎么也不认罪？！

在如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如杨继绳、高华、辛子陵等，还有一些当代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如陈伯达、吴法宪等，不得不将他们含辛茹苦写出来的著作拿到港台出版，通过盗版或网络传到内地，于是就成了所谓“野史”。常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掌权者手握枪杆子和笔杆子，为何却对一些知识分子如此害怕呢？据说他们掌握着“某某真理”和“某某科学理论”，又一贯宣称“实事求是”，为何不允许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比较、分析、判断，拒绝各种“错误的理论”，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确实地，《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一文中“大量引用”了“野史”，主要有：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杨继绳的《墓碑——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纪实》、高华的《红太阳的升起——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等书，全文附末有主要参考文献（“博客中国”鄙人专栏有此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自己去查证），这里不再一一列举。笔者这里想告诉持有“野史不可靠”观点的朋友的是，在这些“野史”出版地香港，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学者可以自由表达其学术见解，这样的著作难道不更真实吗？就拿杨继绳先生来说吧，他是新华社退休的高级记者，是典型的体制内人士，虽然早年其父在大饥荒中惨遭饿死，但现行体制对他可谓不薄，若是一般人，早已被“招安”了。而且他也深知写《墓碑》这样的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但他还是不畏艰险，不惧强权，将至今仍被当权者蓄意遮掩粉饰的中国当代史上那最悲惨的一幕暴露于世人面前，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知要羞煞多少自命才富五车的“专家学者”！还有辛子陵，是1959年入党的老党员，官居解放军大校、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还有历史学家高华，你能说他们放着党提供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不享受，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著书立说，只是为了“恶毒攻击伟大的党”？！历史与现实的许多事实充分表明，马屁精和马屁文人是最善于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最善于“适应环境”的（如蔡京、秦桧、康生等），只有那些最正直的志士仁人才会甘冒风险，不怕杀头丢官，在严酷的专制环境下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因此，如果在司马先生所列的《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和《墓碑》、《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之间进行信任投票，笔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笔者还要告诉朋友们的是，本文“抄袭”的除了这些“野史”外，还有更多的“正史”（如在《人民日报》上论证“‘三权分立’在西方世界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的清华“二胡”之一的胡鞍钢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史论》），还有外国人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传》（菲力普·肖特的和罗斯·特里尔的）。在笔者眼里，并没有什么“正史”、“野史”，或者“正确”、“反动”之分，笔者认为符合逻辑的，有充分旁证的，就采用，认为不合理的、没有充分文献依据的，就不选用。而且读者中也多有像司马先生这样善于分析、思考、判断的大脑，笔者即使言论不当，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当然，出于为自己、为读者负责的考虑，笔者对各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进行分析、判断、考证。比如，笔者在《雄才大略》里就曾指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一些偏颇之处。司马先生提到毛不可能害自己的弟弟毛泽民，但张戎暗示，正是毛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代表会面时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以“有意促成一次类似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因张戎没有提出更多的事实依据，笔者并没有采信。还有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张说1968年夏，“毛任命的第一把手韦国清将军，不惜动用机关枪，迫击炮镇压反对他的人”，“从7月26日到8月6日的11天内，全县被残忍杀害的‘阶级敌人’达3681人”，“在这场风暴中广西死了大约10万人”，“当局组织了‘杀人样板会’，教人怎样行凶，有些地方，政法干部亲自示范……广西吃人成风……吃人往往发生在批斗大会后，被斗者立即处死，身体上那些据说好吃的部分，如心、肝、生殖器，在人还没有死去时割下来当场烹调，摆‘人肉宴席’”（此二段分别“抄袭”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220；486）。因过于骇人听闻，在国内出版物上笔者当时还没（恐怕很难）找到其它旁证，故也没有采用。

再比如，网上有段流传很广的《毛泽东论宪法》：“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文本有三段，这里只引用了一段。对这三段话是毛说的，还是“右派”“伪造”的，众说纷纭，而且辛子陵教授和网络评论家李悔之先生根据这三段话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都倾向于认为是毛说的，但笔者在网上苦苦求证两个多小时，因实在找不到“可靠的出处”，最终只得作罢，只在有关部分“抄袭”了肖磊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的《山东的法制“大跃进”》一文中毛的有关言论。

在《西路悲歌》一文中，笔者是提到张戎夫妇关于皖南事变和刘志丹之死的说法，然笔者只是存疑，并未简单地采信或拒绝，还申明：“由于这些说法在国内很难找到更多公开的史料加以佐证，这里权且列在这里作为备忘。至于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若干年后更多历史的发现了”，我想严肃负责的态度也只能这样，至于笔者暗中的倾向那是另一回事。

回头再来说该文中的“借刀杀人”问题。不错，笔者是持有这种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并非产生于这两年，早在本人还是毛的崇拜者的时候就有这种看法，只是那时我对毛比较“宽容”，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妇人之仁干不成大事”之类进行开脱。应该承认，司马先生对这段历史比较精通，《驳》一文中所列的不少也是事实。笔者之所以对诸如西路军的组成、作战任务以及行军战斗过程没有过多叙述，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现在网上史料那么多，而且关于西路军的专门著作也已经出版，只要把关键的内容——毛铲除异己的动机、对西路军的瞎指挥（上述8次电令）、西路军将士的悲惨遭遇、对西路军史实的歪曲等等点出来，读者不难得其详的，可以自己去求证，更主要的原因是篇幅所限，不得不惜墨如金，故显得有点语焉不详。

尽管如此，笔者自认为该文所列事实还是能够证明笔者观点的：首先，毛有充分的借刀杀人的动机。长征中近乎你死我活的毛张冲突（几乎发展到公开火并，张国焘甚至“通缉”过毛泽东等人）、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刚刚脱离长征途中险境的毛不能不有所忌惮。张国焘虽然最终取消了“第二中央”，并且同意北上，但冲突的根源并没有根本消除，毛和中共中央仍有被“武力解决”的可能。这是刚刚执掌中共大权的毛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毛的“借刀杀人”的行为虽然残酷，但还可以理解，甚至从“中国革命的利益”的角度，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以前为他“开脱”的根本原因。

另外，愚以为，司马先生对人的动机与行为的匹配关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事实上，某人做某件事情，有时是蓄谋已久，有时则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毛对西路军“借刀杀人”的动机（姑且认为是这样）属于哪一种情形，不得而知。毛是旷世少有的权谋家，又要争当中共的领袖，即使他一开始动了“借刀杀人”的念头，总不至于赤裸裸地这么干，他总要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因此，西路军表面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毛在其中做了什么。

其次，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既有马家军强大、凶蛮，红军势孤力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中革军委的瞎指挥：这就是鄙文中着重提及的“三次‘西进’，三次‘停止西进’，两次‘东进’的命令”，使弱小的红军作拉锯式行军，来回折返跑，白白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战机，被迫与强大的马家军作无望的拼杀。再者，孤军深入险境，最紧要的是临机决断，机动灵活，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可怕的是事事要向远方的上级请示、报告，然而，即使在西路军即将败亡的关键时刻，中革军委还在给西路军指挥人员戴紧箍咒。他们给陈、徐去电，措辞严厉：“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的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陈昌浩等人本来就是戴罪之身，诚惶诚恐，惟恐跟中央不紧，再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明知这是包藏祸心的瞎指挥，陈也不敢不吃下这枚苦果。所以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的最后关头（石窝山军政会议），曾悲愤地对徐向前说：“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这就是徐、陈二人最后脱离部队的原因。有人说对西路军的领导是中革军委的“集体决定”，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毛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军事的最高指挥者，看看遵义会议后关于军事指挥的争论，再看看建政的一些史实，可知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军事民主，说毛军事指挥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并不为过（看官方历史，“四渡赤水”、“直罗镇大捷”都是毛主席英明指挥的结果，一谈到西路军那样的失败，官方史书就冠以“中革军委”的决定；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纠偏、保护这样的好事都归毛主席，极左路线、整人都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干的，这和皇朝史观“功归皇上，过归臣下”有什么区别！）因此，当时中革军委涉及西路军行动的一切电文应该都体现了毛的意图。这就产生了笔者在文中质问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一贯主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最大限度保护自己”，一贯“英明正确”的“伟大军事家”为何不顾这些原则和起码的军事常识，一日数电，朝令夕改，像提线木偶似的来回折腾这支已经濒临绝境的疲惫之师，非要让他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致最终断送了这支劲旅？

第三，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刚刚失败，22日毛就在延安召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3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稍有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因果关系。

第四，即使司马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西路军失败后一些将士是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司马先生考虑过这些“不公正待遇”的原因没有？如果毛是一位胸襟坦白的革命家，他就不该那么冷酷地对待战败归来的将士们——中下级将领和普通士兵有什么过错？陈昌浩、李特、黄超他们实际上都是忠诚的革命者，在革命危急关头，他们没有变节，没有叛卖，他们回到党的怀抱之后，受到的不是关怀和抚慰，而是排挤和杀害（详见拙作《西路悲歌》）！由此可见西路军的悲剧并不单纯是红白军交战的问题，其中更有红军内部浓重的宗派斗争因素。澄清一句，笔者在文中以同情的笔调叙述陈昌浩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对陈简单地作出什么道德判断，只是以他的遭遇来反衬这种政治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

第五，如果西路军问题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切光明磊落，为何长期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党史学界望之色变的雷区（在电视剧《延安颂》中，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正面交代）！？让党史学界自由地探索历史真相不是更能避免类似鄙人这样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不明真相者”对“伟大领袖”的“误解”吗？明明是执行中央路线，却让两万多悲壮牺牲的将士戴上“张国焘路线”、“逃跑主义”、“退却主义”之类的帽子，这不是在篡改和歪曲事实吗？这不是在亵渎西路军两万多死难将士的英灵忠魂吗？

笔者还是以为，上述五个方面的理由足以确定西路军悲剧的罪魁到底是谁？屎盆子仍扣到张国焘头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毛死后，四方面军的老人们一直力推还原西路军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中共中央也改变了这一说法，某些朋友还抱着这种观点不放，真是令人好笑。

如果放在《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全文中，或者说在毛一生的大背景中分析，则西路军将士们，还有富田事变的遇难者们的悲剧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不过是毛泽东登顶路上的初试牛刀而已，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二十年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三十年后众文臣武将的遭遇。这其中有一个内在的线索，即毛的独有个性。说到毛的个性，笔者倒认为毛有点类似于尼采所说的那种超人——精力充沛，能量超群，创造性充盈，他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权欲），为此，他蔑视、践踏一切（奴隶）道德。本文的正题本来叫做《弄权巨匠，祸国奸雄》：为了避免某些朋友误解，这里再不厌其烦地絮叨一下：笔者一直以为毛是数百年难得一遇的雄才，所以才有“巨匠”之说；正因为毛一生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权力意志”（或权欲），他一生的功和罪均来源于此；后半句实际上代表了鄙人对毛的总体看法。才与德并非一回事，所以这八个字并不矛盾。《雄才伟略》只是谈了毛的才略和超凡能力，出于“辩证”的考虑，也谈了毛的一些“历史功绩”，看拙文《前言》中的“目录”，《雄才伟略》（第二部分）是就其“才能”而言的，《登顶血路》（第三部分）、《弓藏狗烹》（第四部分）、《焚书坑儒》（第五部分）、《人间地狱》（第六部分）直到《流水落花》（第七部分），是就其“罪行”而言的，基调是批判的、否定的、谴责的，所谓矛盾、“紊乱”不知从何说起。令笔者意料不到的是，才智过人的司马先生竟得出“逻辑思维相当紊乱”结论来，并发议论道：“紊乱到什么程度？一会儿说毛泽东借刀杀人；一会儿又说毛泽东雄才伟略。一个人不可能比变色龙还变得快吧？”不知从何说起？看来，在鄙人关于《雄才大略》中关于那种“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议论并非没有实际根据的无的放矢。还有，鄙人本来还以为“文似看山不喜平”、“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反衬（以才之高衬德之劣）”之类都是小儿科，常写作的人都懂的，看来鄙人错了。

最后，想起了五六年前在南京上研究生时的一次经历。在鄙人导师主办的一次培训班上，不知怎么和来自广东的一男一女两位受训老师争论起了历史问题。当笔者引经据典地评论国共战争时，没想却引来了两位小学老师的讥笑，他们说，你看的书都经人家过滤过了。这事过了许久我还耿耿于怀，意气难平：我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历来喜欢看“革命战争史”，没想却被两位小学科学老师讥笑！不过，时过境迁，现在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人家说的虽然难听，态度也不友好，但还是很有道理的。有感于此，笔者才在不久前，在一位朋友的文章中也作了类似的评论，现在，笔者也想把这些话转告其他一些朋友：看书是必要的，细心搜求论证也是应该的，但怀疑、批判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更重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比较才有鉴别，希望某些先生能走出党化教育的一孔之见，扩大信息源，兼听各方叙述。更好笑有朋友竟然这样说：“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个别人写几个字就可以改变的，我的选择是不点击，不看，不评论”（令笔者不由想起了领导曾告诫的：对某些所谓“谣言”，不相信不传播之类），这不是心甘情愿地坐在党文化、党教育的枯井中吗？怪不得还沾沾自喜，振振有词：天本来只有脸盆这么大嘛！稍有风吹草动，就作蜀犬吠日状。一个看起来好好的大脑却落到如此境地，岂不悲哉！

2010年6月30日草就

附：

驳《西路悲歌》作者的借刀杀人观点

作者：司马剑雪

落桂闲人杂文系列《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看过几篇之后，笔者感到作者的逻辑思维相当紊乱。紊乱到什么程度？一会儿说毛泽东借刀杀人；一会儿又说毛泽东雄才伟略。一个人不可能比变色龙还变得快吧？那么，只有一种看法，作者大量抄习别人的文章，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故而通过收集的文章罗列出清单。

其实，解开这个谜团容易。

昨晚，作者的《西路悲歌》。点击者寥寥。我点击阅读了，许多故事情节曾在新浪网和中华军事网上读过。当然，我首先对作者提出的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观点表示怀疑。

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我认为《西路悲歌》作者的观点绝大部分是站不住脚。

我点击搜索了作者所谈到的关于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网页上立即出现了不少关于西路军的相关内容。即作者所写到的内容，作者仅仅是组合了一下文字而已（至少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多个名字）。李先念在《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重点谈到西征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接受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并没有谈及其他方面。

作者大量引用野史来谈西路军西征这段史实，在观点上是站不住脚的。文章用三个例子谈到毛泽东借刀杀人。这三个例子分别是：西路军失败、东征消除刘志丹这个“地头蛇”、皖南事件借手消灭项英。

首先，要从遵义会议谈起，遵义会议主旨是：“军事路线决定政治路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军事路线放在第一位，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全权指挥，张闻天任总书记。

其次，为什么要西征？作者重点谈到的内容就是为了削弱和消灭张国焘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在红军实力还相当薄弱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干？遵义会议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那么西征就意味着“整人”？这些决定都是毛泽东一人决定的？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后，军事民主渐成风气，并非一个人的所能决定的。

红军进入清海、甘肃等地也并不是从西征开始的。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就进入过青海等地，时间为30天，人数大约15000人，总指挥萧克，首要任务是筹粮。由此可见，西路军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筹粮，打开国际通道，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为什么是西征而不是东征呢？东面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还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实力远远比马步芳的军队要强大得多。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喊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从西安事变的史料中不难看到，红军与东面这两支国民党军队基本上保持“和平相处”的态势，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更是军事的需要。

而西征进入马步芳所控制的地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马步芳属于地方军阀，独霸一方，有点类似于“三不管”地带，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易于消灭。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低估了敌人、毫无后援等等。决策的失误，也应该归结为中央。

毛泽东在见到返回延安的徐向前时，第一句话是：“不怪你，这是中央指挥的失误。”

作者谈到小说《刘志丹》是禁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教科书外，试问“文革”期间哪样书不是禁书？

陈昌浩又是一位大好人了？作者怎么不说，陈昌浩在徐向前的面前，把徐向前的妻子作为特务杀害了的事实呢？在川陕根据地，陈昌浩清洗革命队伍，杀害自己身边的同志至少有几百人之多。况陈昌浩本人在长征中一直倾向于张国焘的主张，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人，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是不可能再得到重用的。在根据地清除“AB”团运动中，杀人最多的一个是陈昌浩，另一个就是夏曦。作者不顾事实的乱谈一气，并非尊重史实。

在作者眼里历史被重写了一遍。其实，凡是看过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都会认为张国焘起初是一位社会改良者，从南昌起义到后面的种种言行，基本上能够看出他是这样一位人物。这个人野心很大，类似于张国焘这样的人，早已被打入历史耻辱柱上了。1979年张国焘死于加拿大老年公寓里，死时身上盖着几张报纸御寒。

最后一个问题：项英是不是毛泽东的宿敌？早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项英、李立三、瞿秋白、博古先后主政政治、军事；其中还包括刘安恭在军事上的主政。而在以后的时期来看，以上几位人物基本没有再活跃政治舞台上了。恰恰是项英的固执才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项英刚愎自用，公开排挤叶挺，不听劝告也是事实吧？

任何评论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

笔者认为：《西路悲歌》中作者关于毛泽东以西征为名借刀杀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据《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记载：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得到了相当的壮大，为了打破敌人的追剿，中央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地区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在当时的会议中，中央在分析向西北进攻的特点时，依旧把接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地区苏联影响大，地理位置也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都能得到国际的帮助。

从这一点来看，红军西征是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而绝不是借刀杀人的阴谋。从文献资料来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在张国焘和中央闹分裂后，中央取得共产国际联系的迫切性更加突出。1935年9月12日，中央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继续向北的方针，但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境去。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开，我们力量削弱了。所以目前战略方针，应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

由此可见，西征并非一个人的决定。这些都是有史料可查的。

同年9月下旬，中央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以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5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阎红彦回国，给中央送电码本。

1936年春，华籍联共党员刘长胜也受共产国际的派别，携带电码到达陕北。

彭德怀曾回忆说：“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由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以保存六七万人”。

由此可见，西征固然是中央的决定，但造成失败仍与张国焘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即是张国焘在军队的影响力。电视剧中张国焘有这样的句话：“三十万中央红军还剩下一万多人，老毛还摆出君临天下的样子。我有八万人”。虽然是电视剧不能作为史料佐证，但从某些方面也反映出张国焘的心态。

为什么西征是红四方面军，而不是红一、红二方面军呢？1、红一、红二方面军建制不全，人数较少；而红四方面军建制较全，人数众多。2、张国焘到达陕北后，将军队远远的驻扎在一个地方，若不是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求张国焘前来参加会议，张国焘仍对中央采取对立的态度。

当然，西路军失败后一些将士是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从延安时期许世友对毛泽东发火这件事就可以看出端倪。再如西路军失败后，独立团团长王泉媛讨饭回到延安时，延安根本不接受。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所为吗？不能这么说吧。如果真要这么说，那么红军长征的时候为什么会留下瞿秋白、何叔衡等几位知名人物呢？这恐怕不是毛泽东借刀杀人吧？包括毛泽东本人也差点留下了。

如借刀杀人的观点真的成立，后来死在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陈潭秋、毛泽民不也是被借刀杀人了？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何况是毛泽东自己的胞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