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重，文人相轻，文人相害，文人相杀

鄙人所谈“文人”为广义“文人”，文化人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提出了这个不良传统，还举了一例：《汉书》的作者班固瞧不起与他文才不相上下的傅毅。可见，文人相轻的不良习俗由来已久。一是同时代的文人相轻，比如鲁迅瞧不起刘半农，认为他浅薄。二是后代文人瞧不起前代文人。韩愈的文章写得那么好，林语堂就不喜欢；杜甫的诗写得那么好，庐隐就不喜欢。鲁迅是现代文坛的大师，不少当代文人也颇有微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文人相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可能因为“同行是冤家”，彼此利益关系所在。你高了，我就低了；你得势了，我就失势了。愚以为常常是嫉妒之心在作怪，看见别人在某方面有突出才能或表现，不是心悦诚服，而是心里恨得痒痒的，大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心理。或者因观点和主张不同而生龃龉，或者因性格不同而相互鄙薄，久而久之便相互拆台，相互轻视、攻击，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而不相往来”。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把“文人相轻”看得毫无道理。比如，像周作人那样的汉奸文人，不管他文才多高，但是毫无民族气节，是不值得重视的。虽然如此，也还不能因人废文。

有文人相轻的，就有文人相重。曾作过魏国皇帝的曹丕就是一个很尊重文人的主。至于他对自己的弟弟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是文人相害的典型例子。文人相重是建安文人的优良传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见曹丕的《典论论文》）越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文人，越容易相重；越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文人越容易相轻。据说现代文人中，叶圣陶与朱自清二人感情甚是相得，彼此尊重，相互磋商，传为一时之美谈。

如果文人只是相轻视，那危害不算大，但已为“文人相害”播下了种子。宿怨构成，接着那些卑劣文痞，就要下手害人了。最典型的就是前七国孙庞斗志中的庞涓和孙膑这两个同学。据《史记》载：“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可见，文人相轻甚至相害，嫉妒是根源。后来孙膑为报此仇，用“围魏救赵”之计，将庞涓引到马陵道乱箭射死，上演了一出“文人相杀”的悲剧。愚见以为责任在庞涓，因为庞先害孙。

文人相杀不自孙庞始，秦相李斯就干过毒死同学的事。韩非，法家集大成者也。与李斯俱出儒家大师荀况之门。韩非学有创见，善于著书立说，其法术势思想传入秦，秦皇阅读了他的书，有相见恨晚之慨。后来韩非来到秦国，李斯进谗，借秦王之手把他的同学毒死狱中。与其说李斯杀死韩非，不如说嫉妒的心理杀死了韩非。李斯也是“焚书坑儒”的罪魁祸首。

“文字狱”是文人相害相杀的一个重要借口，都说封建帝王是“文字狱”的始作俑者，依愚之见，“文人”才是直接的杀手。苏轼“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乃至以后被贬惠州、儋州，都是文人在作怪。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桐城派散文流派的创始者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康熙51年2月初十日，被斩于北京。并株连了桐城派另一散文家方苞入狱。

当代“反右”、“文革”时期，是文人相害、相杀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段历史不少人耳熟能详，在此就不赘言之。反右时已把文人们搞得惶惶不可终日，“文革”终于酿成全国的动乱。

愚以为，文人即知识分子，他们是单位、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有原则、有立场，能够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取长补短，求同存异；那么单位、社会就往往能够和谐。反之，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仇视，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耍阴谋，使诡计，相互倾轧，那么单位、社会就会不得安宁。

但愿文人们能够相亲相敬相重。少一些妒嫉，多一些羡慕；少一些黑心，多一些良心。但愿李斯、庞涓这样的文人不再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