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制度上看“公考”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滚滚的公考大潮悄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谈论着，观望着，参与着，乃至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什么给“公考”穿上了魔衣，让滚滚的考潮一浪更比一浪高，一浪更比一浪强？

民众狐疑着，社会学家分析着，更多的人担忧着。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等等原因铺天盖地的拢向“公考”。然而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原因，还不如说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这么些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批判与声讨，然而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应试还是应试，教育还是教育，而变化的只是身在其中的我们。

寻问着，愤怒着，失望着，挣扎着，很遗憾，我们的“公考”热也将紧紧归结于这一成不变的应试教育。

自一千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孔子先生周游列国终究以失望告终后，开始开坛讲学，一举打破了贵族教育的垄断，也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走上政途。然而学习，求知，入世也一点点，一滴滴的积淀着我们的官本情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终于完成了传承千年的从政情结。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千字文》）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更渗透入我们的启蒙教育。虽然《千字文》直至南朝梁武帝时期才编成，但无可否认，官本情结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灵魂。士农工商，三五九等，而从政者永远是那么的“高高在上”。九品中正，推举，科举，千年来，变的是选拔的方式，不变的是学习的方式与内容，是白纸黑字金科玉律对于从政渴望的“塑造”。

为什么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什么要上学？上学才有知识，有知识才有好的工作，才能成为“人上人”。

其实，从很多意义上来讲，孔子先生都是伟大的，他的教导是“有方”的，只是千年以下的我们错误的解读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本质涵义。他其实是在讲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

孔老先生还说过，“学而时习之”，出仕是“时习之”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把所学的、所修习的东西应用到从政的实践之中。

然而千年之后的我们呢？把出仕追捧成了“实习之”的最高追求与寄托。而身在学校的我们“只知为读书而读书”“只知为考试而读书”，且不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溺杀了多少纯真的梦想，单单十几年的学习后，走入社会的我们才茫然发现：苦尽并不甘来，学校里书本上那些所谓的真理并不是“真理”，而所谓的专业对于工作而言一点都不“专业”。

于是，即将踏入社会的我们为工作担忧着，走入社会的我们为工作烦忧着。蓦然回首时，公务员考试那高傲的面容风华绝代的出现于我们的眼底。于是，带着踟蹰，带着惴惴不安的心绪投入了公考的大潮。

报考的人数众多，名额有限，而公考的竞争异常残酷怎么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求学生涯中的我们早已经“百考成钢”，考试的压力？谁怕。

教育，教育。考试，考试。已经腐蚀麻痹了我们的思想和神经。读书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不一定是读书，可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忽略了这一点。

1983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就是说，教育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向世界开放，向世界看齐。我们的《高等教育法》也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可建设了近二十年，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却变成了“全面平庸”。

学而优则仕，可如今这个所谓的“优”，已经不代表能力，也不代表个体的才智，而是一种简单的文凭学历，而这个应试教育下所谓的文凭学历，又只是我们苦心钻营的“敲门砖”（公考是有学历要求的）；这个“优”是求职路上生活里他人的评判，而不是自己劳动实践的证明。如此境遇下的我们，如被圈养的鸭子逼迫离开实践的土地，用抽象的思维、“百考不饶”的精神茫然的去证明着自己，寻找着自己。

当应试教育下的“产品”俨然成为“考试的机器”，谁又有资格去责怪公考的大潮正“波涛汹涌”呢？谁又能读懂公考路上那声长长的叹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