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富士康的“十连跳”

富士康“九连跳”之后，引起舆论哗然。深圳市政府也介入调查。但我料定调查也是程序性的，不会有什么结果。“专家”也议论纷纷，但所议论的，几乎都是胡说八道！就在这胡说八道声中，又发生了“十连跳”。

面对五个月内发生的“十连跳”，人们有种种说法。富士康赶紧撇清，专家们也说得有理有据，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也就是说，富士康的自杀还有好大空间，即便发生“五十九连跳”，与全国的自杀率相比，仍然略底。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让这样的狗屁专家们说出这样比狗屁还臭的话来。

反正老百姓的生命不值钱，自杀又是自己找的。事情发生在富士康，似乎富士康只是提供了一个场所，就如同剧院只是一个舞台一样，任何演员在那里演好演坏都是自己的事情。

但自杀者的血液毕竟是鲜红的，“十连跳”相继发生时间只有短短５个月。专家们注重的是自杀率，我注重的却是自杀频率。富士康到底是不是魔鬼工厂，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能够揭出谜底，但自杀的频率如此之高却应该是世界之最了！

当然人们解释这个问题的最普遍最充分的理由就是“转型”说。这正应了人们的一句顺口溜：“初级阶段是个筐，任何问题都能装”。中国确实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但这个型是怎么转的，都转了什么型，我们应该怎么办，却是无人再说了。一句话，“转型”不能成为涵盖一切的理由。更不能使人数这样多的和频率这么高的自杀成为合理。

中国的转型确实来得太急，我们的任何人都没有时间做好也不可能做好一切准备。但是，面对青年的鲜血，我们必须反思。

富士康的管理模式，说他“魔鬼”也好，说他“科学”也好，先留待人们去讨论。但6个銲点13秒，一天十来个时的站功所产生的压力，是一般人所承受不了的。看这些自杀者的年龄，18——24岁，都是清一色的80后、90后。这些人在中国的人群中恰恰是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受过任何磨难，他们在农村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长大，社会却一下子把他们推入最为残酷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之中。而且，他们的生活普遍贫困，他们前不能进入城市，后不能再退入乡村，按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得的工资，生活上不可能找到出路。所谓失恋，所谓这样那样的事情，都是问题的表象。如果社会能给他们希望，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从高楼上跳下来吗？专家们（这都是高级的“专家”）只说“自杀”的“传染”，为什么不说一说自杀的警示作用呢？鲜血所昭示的，应该是告诉人们这是一条绝路，如果还有人要学习和模仿，那就是他一定认为死了比活着还好。这就是他们的死对我们现有社会的评价！

贫富不均，分配不公的问题被这些青年的鲜血凸显出来。现在的社会到底谁代表他们的利益？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有人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但他们的具体利益谁代表？工资低了，工人没有任何渠道提出和实现增加工资的要求；工时长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法》确实是制订了，但是又有哪个人能够、哪个人敢于搬着《劳动法》去给人讲理呢？唯一的能代表工人们的具体利益的是工会组织，但事实上我们的工会的功能已经被弱化到了极点。他们挣的是国家工资，有什么理由再给工人说话呢？至于私营企业，干脆就是工贼。因为他们挣的是资方的钱。改革开放，我们迎来的是一种马克思已经写透了的劳动关系，却不能吸取西方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经成熟的经验。所以，这个在西方世界也许并不“魔鬼”的管理方式，一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必然充分地魔鬼化。专家们只引用中国2008年的自杀比例，为什么不引用一下西方如瑞典、挪威、美国等国家的自杀比例呢？如果西方社会的自杀比例大大高于中国，那才显得有说服力呢！

人之本性，应该是贪生怕死，而不应该是视死如归的。如果变得视死如归，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理想，一个是为了利益。这些人显然是选择了无奈的“利益”和“理想”，那就是对苦难的解脱。而这些专家们，遇到的困境肯定比这些自杀者也不小：选择思想的生命，说真话，显然不能；怎么办？只好选择灵魂的死亡，眼睛不眨地把瞎话说得很溜，因为富士康请了他们来，肯定会有丰厚的咨询费，这就是目前专家们的心态！

血，这毕竟是血！面对着自杀斱鲜血，不应该是说风凉话的时候，深思吧，人们，上上下下的人们！不要把我们曾经的理想，统统变成大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