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阶层与草根阶层，这种中间庞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就是理想的和谐社会结构。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是有一定阶层比例和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即：富裕的是少数人，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多的比例，社会的下层（草根阶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三个阶层除了有相对合理的结构外，还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使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

中间庞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

中间阶层的出现，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国外称中间阶层为中产阶层。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中产就是普通人。”中间阶层其实就是中国“小康”生活水平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拥有一套自有房产，收入中等，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

对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中间阶层有着一种个人和家庭尊严，有可持续的生活形态，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国家统计局2005年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这几年，因房地产房价持续上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生活负担的加重，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于是，在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这些利益攸关者引起的骚动不安，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使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80％的中产阶层认为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是高涨的房价造成的，如果从物质上讲：“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仿佛一夜之间他们不再中产。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手中握有几十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年轻人在“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下，他们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这种“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使北京很多购房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房子不仅剥夺了他们生活的自由，也成为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把很多人逼向了城市边缘化，促使他们的中产地位向下滑动。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

所以，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现在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

2009年的11月份，《中国新闻周刊》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虽然很多人“痛并快乐着”的购房者认为：“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痛并快乐着”的资格。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中产的地位肯定在下滑。

还有学者说：“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中产的状态。”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中国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改革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那么我们的“橄榄”在哪里？

贫富差距是大问题，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来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当前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这就使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中产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都要接触这些人。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使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实，社会进步运动就是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到了今天，市场经济建立之后，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白岩松从一位节目主持人转型为时事评论员，能将“年度电视节目奖”、“最佳时评节目”、“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收入囊中，是他总结出了最近的最大改变：两会终于由过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把生活当政治”的季节。他解释说“民生生活成为第一要务，这就是两会回归到它的本源了。”一语中的：民生就是社会进步运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