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此短暂而充满忧伤

——读《古诗十九首》有感

《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为《十九首》）是我国古代诗坛上继《诗经》、《离骚》之后的又一奇葩，千百年来一直被传唱不衰，诸多评论家也视之甚高，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等等，对其艺术成就推崇备至。但对其思想内容，尤对其感叹“人生苦短”的主题，却非议颇多，甚至被横加指责，认为“有颓废倾向”、“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思想的反映”等。本文试图对《十九首》进行另类品读和解析，以对上述论调进行反驳，并力图证明其不但不颓废，不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思想的反映”，而恰恰相反，它是健康向上的、是社会新生力量（知识分子）破土而出前的苦苦探索和抗争。

众所周知，《十九首》的作者是一群彷徨无路的穷贱的知识分子，他们既非“无产阶级”，甚至连“小私有者”的农民阶级也算不上，也不同于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政治上没有出路，没掌握统治权，他们只能被划为“知识分子阶层”，至于“知识分子阶层”是否必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自有政治家去论证，在此不敢妄言。因此，要把作者说成是“统治阶级”，我不敢苟同。此其一也。其二，“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从产生之日起至此（东汉末年），不过才几百年，相对于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而言，可说还正处于“青春期”，何至于竟“走向没落”了呢？岂非因憎恶之而欲夭折之？因此，这种论点本人万万不敢苟同。

上文说过，这组诗的作者是一群穷贱的知识分子，他们饱读诗书、熟知礼乐、满腹经纶，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他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或游京师，或谒州郡，奔走于权门，希图博得一官半职。但是，在当时那种腐朽的用人制度下，“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徐干《中论·谴交》），而长年寒窗、足不出户的正正经经的读书人，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没“关系”的照样据不了“要路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经文人的普遍遭遇，流毒至今不绝。）他们不甘自弃才学隐没无为，而又请缨无路、壮志难酬，不断地希望又不断地失望，时日蹉跎，年华老大，却一事无成，终至绝望，其内心之苦闷发之于声，乃唱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之类慷慨悲凉、“惊心动魄”的光辉篇章，应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当一个人理想与现实产生严重矛盾时，思想上出现苦闷、愤激，这是多么自然的事，不知道斥之为“消极”、“颓唐”之士是否终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从未有过挫折和失意，倘并非如此的话，弹出如此高调，则恐怕不是虚伪就是麻木，又怎能谈论文学呢？所以其观点也只能是化学家或药剂师把标签贴错了地方！

又有人说：诗中“为乐当及时”等是享乐主义、是统治阶级生活情趣，因而是颓废的、应加以批判的。我想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批评家思想太进步了，而神经又太过敏了，难道“乐”字就只能组成“享乐”一个词语吗？就诗中所云之“乐”，无非“斗酒”、“听曲”、“秉烛游”之类，这些难道不是正当的娱乐？难道竟可以拔高到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等同？当然，他们毕竟不是劳苦大众，在经济上可能要比劳苦大众优越一些，至少还能骑上驽马，到宛、洛等大城市“观光旅游”，起码算得上“有闲阶级”了，但请注意，这是被弃置不用的、莫可奈何的“有闲”，是在有所待而无所用的空虚中的一点小小的心理补偿，而非酒足饭饱之后，穿貂裘戴锦帽，优哉游哉地“游戏”，又何可厚非呢？况且，诗中虽多次表示要“为乐当及时”，但如果稍加吟味便不难发现，这只不过是无路可走时的牢骚语而已，并非真能忘怀世事而纵情寻欢作乐。如其中有“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一语可见他们还是在“自结束”（自我约束之意），而“荡涤放情志”不过是对自己当前处境感到愤激不平时的气话罢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做到。而发发牢骚，又有人称之曰“消极的反抗”而加以否定，我只能说这也太苛求古人了。壮志难酬、鸿图难展，即使伟大如屈原者也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哀吟出一篇长长的“牢骚”（《离骚》）而已，又何况这群连姓名、生平皆已湮没而无人查考的无名之辈呢？

另外，倘若细读一下其中几首情诗，也可窥见诗人们并非在纵情游乐，更未颓废享乐而沉沦。例如《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又如《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诗人虽身在万里之外，又相别数载，但对“故人”依然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其殷殷情意、眷眷相思，岂是纵情享乐的玩世者所能有？

总之，我们的诗人非但没有颓废、没有沉沦、没有没落，反而在积极地探索、抗争，明证之一便是留给我们的这组不朽的杰出诗篇。他们是才华横溢、正道直行、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的姓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但他们的形象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