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地文化的地域界定及其本质特征

吴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璀璨灿烂，博大精深。吴文化的研究已历经年，硕果累累。然而，何为吴文化，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吴文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给吴文化一个确切的定义，寻求吴文化的本质特征，应是立论的基础。

一、吴文化及所覆盖区域的界定

所谓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也应以此来界定。

纵观近年来学者对吴文化的定义，虽然五花八门，各持一端，但综合看来不外历史界定、区域界定、方言界定等几大类型。

其一：历史界定。此说认为吴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吴文化，只指勾吴国的考古文化，即从商末泰伯奔吴建“勾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为越王勾践所灭，时间延续约700多年。夫差亡国，吴人四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吴文化到此结束。此后，在故吴地占主导的分别是越文化与楚文化。自秦汉以降，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中原的华夏文化。广义的吴文化则是泛指吴地从古至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依托吴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八千多年以来历经考古学意义上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诸文化—马桥文化—古越古吴文化等各族原住民的改造开拓，初步奠定了吴地的文明基础。然后以泰伯奔吴带来的周文化融合吴地固有之“蛮夷”文化，形成“勾吴”文化。以此为基础，历经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发育，至隋、唐、宋形成高峰，元、明定型，清代及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吴文化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此说认为：吴文化到现在还没有终结，在流传了数千年后，今天吴地的文化依然是古吴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其二：区域界定。此说认为，吴文化是指吴地自有人类开始，直至现今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吴文化的地域，一般指宁、沪、杭、太湖流域一带，影响到浙北、皖南、赣北、河南及山东小部分。具体来说吴地，即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合上海，南括浙西地区。也有人提出吴地区域是以太湖为中心，南可至浙江温州、永嘉之地，东至上海，北含南通至扬州以东沿江一百里宽的的狭长带，西至镇江丹阳的交界处。此说认为，正是在这一地域内，哺育出居民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导致居民的气质、习俗、风情、意识、观念以及审美情趣的与众不同。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几经融合形成了以秀慧、细腻、柔和、智巧与素雅而称誉海内外的文化特质。吴文化应确切的称为吴地文化。它应是在特定区域内，穿越历史时空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三：方言界定。此说认为，“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跟共同语有差异的语言。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吴文化首先是以吴地方言为载体的方言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吴文化模式，绝不可能在其他地域，而只能在吴语地域产生、发育、发展和成长（包含吸纳周边养分）。因为“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连不同人类群体的心理结构也是由环境造成的”。吴语地域，其今地理分布应是：东临大海，北抵长江北岸的南通、海门、靖江线，西至丹阳、溧阳一带的茅山山脉和浙西、北的昱岭、天目山东侧，南达宁波、绍兴直至台州、金华等地，面积13万平方公里左右。吴语地域的中心区域则在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这里发展的史前文化（或称先吴越文化）有不少共同的因素，且是不同于三秦文化、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她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许多特征的形成，曾经起过并还在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吴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但其从产生到形成、发展中每一历史阶段的成果，都是有其载体—吴语给予保存、传递的；尤其在古代，言传身教的社会约定俗成是最基本的传承样式和手段。从这层意义上可说，没有吴语就没有吴文化。吴地与吴语方言区应是同一个地理概念。吴文化就是千百年来在吴语方言区形成的文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吴文化是在吴地这一特殊地域，经由千百年来的融合，由相同或相近的民风习俗、心理结构、语言、信仰等组成的居民群体，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称。它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吸收融合周边文化，并随着社会变革和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吴文化，确切的说应称为吴地文化。它是吴地文化的简称。

从广义上说，吴地文化所涵盖的区域，从现代地理上看，大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长三角地区相重叠。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长三角”文明是吴地文化的传承者。

二、吴地区域文化的本质特征

通过上述对吴文化及其所覆盖区域的讨论，我们发现吴地文化区域基本涵盖了今天我们所称的“长三角”区域。因此，今天我们研究吴地文化及其特质，应该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在当今新形势下，要再造吴地文化及经济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吴地区域文化的本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文化个性。吴地通江达海、抱山环湖。“山水形胜”，造就了吴地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在悠久的历史上，五彩缤纷的外部文化对吴地文化输入了各种新鲜内容。吴地文化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同时，博采众长，不断丰富。自秦汉起，黄河流域就成了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逐鹿中原”的壮观历史剧。战败了的中原皇朝、军队以及避乱的士族百姓一批一批地逃往吴地，成为吴地新的移民。到近代上海开埠后，吴地核心区的江南更是成了五方杂处的大都会。这些移民实在太多太频繁了，以至今天我们很难找到并确认谁是真正的吴人后裔。他们不断的把中原及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能带到吴地，并在与吴地原住民的融和中，不断把吴地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在苏州园林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内，铭刻了历代５９４位先贤的头像和简介，其中８０％以上是外来人，这充分体现了吴地文化的包容性。改革开放之初，吴地核心区的苏锡常地区从上海及周边大城市请来“星期日工程师”，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吴地城市群又率先在国内引进外资企业，同样体现了难得的宽广胸怀。

二是，聪慧机敏、精巧细腻的文化品位。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原始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陶器还是象牙骨器，上面雕刻的物象的线条都是以弧线、圆圈线和卷曲线为主，不施色彩，属于白描素雅类型，“形成了细腻、柔和、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温和潇洒和内含的性格，和对清淡素雅风格的喜爱”。而距今四、五千年，使全世界叹为观止的良渚文化的玉器，无一不被列为精美绝伦的珍品。这种柔性的审美情趣在六朝以后的吴文化发展中一直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推向极致，形成各种门类的精巧手工业行业，如丝织、刺绣、玉雕，以及现代的尖端轻工电子产品等等。吴地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如今“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外柔内刚，勇于开拓的文化品格。商朝末年，泰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勾吴国。起初泰伯“端委以治周礼”，试图用中原周族的一套制度统治土著人民，结果遭到抵制。仲雍嗣位后立即改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仲雍这种入乡随俗的统治方式，获得土人的认同，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表现出权宜灵活的性格。远古的吴地居民崇尚武勇，自南北朝以来，在文化的滋润之下，此地民风渐趋柔和并文化转身。喜欢温文尔雅，才子佳人甚多。有人据此认为，吴文化是一种具有鱼米水乡特色的“才智艺术型”文化。它有五个本质性属性：水文化十鱼文化十稻文化十蚕桑文化十船文化。它孕育于“重群体、答道德、讲究和谐、崇尚中庸之道”的大中华文化母胎之中。其基本的社会文化特征就是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其实，吴地文化既有柔的外观，更有刚的内质。吴地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往往表现出刚烈坚贞的民族气节。如南宋末年文天祥领导的江南抗元斗争，李庭芝、姜才领导的扬州抗元斗争，明末清初发生的“扬州十日”、“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吴淞口战斗、镇江人民抗英斗争，以及现代史上的淞沪抗战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江南人在这些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连外国人都钦佩不已。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镇江军民在抗击英军的战斗中“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的“勇敢和锐气”，他说：“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地文化的原始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吴地青铜文化基本上是模仿中原，但至商代末期就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出现了“造型奇特优美”的鸳鸯形尊，“标新立异”的飞鸟盖双耳壶。商末周初江南青铜器“从铜质的熔炼到器物造型及花纹装饰等方面，均体现出生动活泼、富于革新的精神”。近代以来，吴地人民在经济领域中开拓进取的精神更加突出。吴地是我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也是西方列强最先打开的中国门户，因而这里能够得风气之先，诞生了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直到现、当代，江左吴地仍是全国的排头兵，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依旧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弄潮儿。今天，我们要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四是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文化理念。唐宋以降，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东南形胜之地的吴地，人烟辐辏，舟楫便利，市井繁华，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较早，吴地较早地形成了市民阶层。与此相适应，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文化理念。如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知名的范仲淹，其所倡导的学风就是“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明末东林党人在无锡则旗帜鲜明地宣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强调立志做人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事，提倡实学，重视社会，关心民瘼。其领袖人物顾宪诚，衣食无华，生活俭朴，却终日“忧时如疾痛”。清初顾炎武则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宋明理学严词抨击，提倡经世致用，高扬起“经学即理学”的大纛。“乾嘉盛世”过后，社会呈现出衰败之相。受常州今文经学派影响，龚自珍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对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改革主张，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维新派先驱者的地位。吴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当下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