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胸验肺”说开去

我自知自己认知能力低下，曾作过智力的自我鉴定，结论是令人沮丧的：想像荒诞，思维混乱，异于常态，常常是面对一目了然的问题自作聪明的去索解，却每每身陷认知障碍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同时，离经叛道的胡思乱想一触即发。何出此言？姑妄说之：

开胸验肺，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在一番是与非、善与丑的教量之后，河南省卫生厅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对伸张正义的医院通报批评，理由是：该医院不具备职业病防治与鉴定的资质。在网民的一片质疑声中，有专家出来说话了。专家说，卫生厅的作法无可非议，是出于对法律的维护。根据职业病防治的法律，只有专门机构才有权进行职业病鉴定，不具备资质的行为就是违法行为。看来，在资质、道德和良心之间，河南卫生厅和“专家”都异口同声的选择了前者，据说这也是法律观念和法律水平问题。无疑，没有资质就没有市场，这是准入问题，没有资质就没有行为，这是执照问题。这不禁令人浮想联翩。记得曾读过的一篇小说：布龙老爹，说的是普法战争期间，一个叫布龙老爹的法国老农，在卑躬屈膝的应付普鲁士侵略军中获得普军信任，并利用这种信任作掩护，秘密杀死了19个普军士兵。“东窗事发”后，慷慨就义。无疑，布龙老爹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人们心中的形象，这样的人是被作为民族英雄来颂扬的。当然，那是在法国。中国亦不乏其例，罗盛教，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战士，为救不慎跌入冰窟的朝鲜儿童崔萦而壮烈牺牲，被授予国际主义战士称号。上世纪80年代，广州青年记者安柯见义勇为，在公共汽车上与歹徒博斗而献身，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如此等等，现在看来得重新定位了。布龙老爹不是军人，甚至不是游击队员，“消灭敌对势力”，他有资质么？罗盛教，连朝鲜国籍都没有，救朝鲜人，他有资质么？安柯，一介书生，“抓歹徒”——警察的事，他有资质么？这又令人想起与卫生厅通报批评相关度甚高的事：两年前，媒体先后报导了两起在列车上抢救生命的动人事迹，一为抢救危重病人，一为抢救临盆孕妇，参加抢救的，都是南来北往的旅客中闻声而至的志愿者，他们中间，专业水平最高的，也仅仅是护士，还有的只有一点起码的医学知识。在他们的精心救治和守护下，病人得救了，事迹倒是感人至深，但是，用现在的“法制观念”来看，这些抢救者，没有一个人有执业医师证，他们有资质么？“资质是为了维护正常秩序，防止不相干行为的无端干扰”，专家到底不同，出语惊人，振聋发聩且有理论力度。不过，愚者故愚，在理论面前，迟顿者更是莫知所云。实际上，见义勇为者，都是不相干的人管的不相干的事，都是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的行为，不知需不需要一一通报批评？有道是：“是非良知一旦抛，只将资质作头条，见义勇为慎思考，有无执照悬在腰？”

后来，国家教育部授予班主任批评学生的权力，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从此，班主任可以理直气壮的批评教育学生了。其实，早就有这样的说法：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惩罚，不是体罚，而其主要的惩罚方式就是批评教育，专家把它叫住负强化，是一种在错误行为发生时为抑制行为再发生而采用的手段。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必要的批评教育，使不少有意或无意的过失及时得到纠正，有的甚至对挽救一个人作用非浅。上至两院院士，下至普通公务员，平生没有受过批评的可谓凤毛麟角。现在，当然更是有理有据了，班主任终于等来了尚方剑。其实，这是教育规律决定的，如今，要将其“法制化”，似是画蛇添足，而且，这事实在不宜仔细推敲，一想就会想出点麻烦。一是：正式授予班主任以批评权是始于今日，那么，建国几十年的教育，从教几十载的教师，哪里没有发生过、哪个没有实施过对学生的批评教育？尽管这种方法，也为培养出成千上万“有文化有道德的劳动者”和“各级各类人才”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毕竟都是在没有正式授予批评权，没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发生的，用“现代法制观念”去衡量，也都是不合法的，对此，除了在学生面前一言不发者而外，新老教师们难道不该反躬自省吗？其次，至今，其他教师，包括科任教师甚至校长，都还没有被授予批评学生的权力，还处于缺乏相应资质的尴尬境地，不知敢不敢在学生面前说几句不顺耳的话？

再后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称：审判工作要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一望而知，这是正气歌、主旋律，无疑值得肯定，也是令人鼓舞的。但对于思维不太灵便的人如我者，却在理解时拖泥带水，一波三折，老是不得要领。首先，按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会认为，一定是哪里在事关“党和国家大局”的问题上出了什么问题，才有上层领导出来义正词严的打招呼。继而又迅速的自我否定，作为领导，予警性、引导性的教育，发生于“未然”之前也是常事。接下来的问题是：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就是要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不知对此，人民群众有没有份？不知“党和国家大局”是否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本质上同一？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这句话就是对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法官的市场准入证，何须现在才来由高层领导强调、提倡？看来，只能另寻解读。莫非，还有什么更为深刻的来头？这又让人想到，在一五、二五到三五普法期间，曾组织多次普法考试，虽然是翻书照抄，但每次都要涉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经典命题，日子久了，已经耳熟能详，说的人口舌生疮，听的人耳根生茧。当初被一口咬定说是司法的出发点，现在看来，是不是意味着，口号要另喊？调子要另弹？教材要另编？大彻大悟之余，转念又想，反正口号向来是由上面定，改就改吧。只是，以前说惯了，突然改口总有些不习惯。

从“最高指示”的政治氛围下活出来的人，对发生于、来自于高层的行为和声音，都有一种习惯性的敬畏，以为，高层或亚高层所言与所为，虽已不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度，但至少代表着正义，有理论的权威性。理解上的不靠谱，绝对是解读者智商的问题，于是，我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幸经历了诸如此类的智力测验，得益非浅，至少，它使自知之明得以增强，自愧为低智商者，从此不敢妄自尊大，暗下决心，自我提高，那是后话。

偶然想起了曾读过的一副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诚哉此言，善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