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写字

我爱写字，爱得发狂。爱从苦起，爱从饿起；狂自渴来，狂自专来。

怎能不爱呢？怎能不狂呢？因为我三年困难时期和1963年，亲身经历和体验了物质饥饿和精神饥饿的苦涩和艰难，对比之下，我更惧怕的是精神饥饿。同时，也就像饿汉扑到面包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精神粮食意识和文化餐桌意识。

1963年，我在贵州当“盲流”，老天有眼，把我送到了盘溪口。

盘溪口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水平首屈一指，大米饭一年吃到头不算，十几户人家，家家养几头甚至几十头猪，一片肉也不卖出去，全部自己食用，一年365天1095餐，餐餐吃肉，大家吃得做得；我十六七岁，虽然生得胖，长得肉，也能挑一百二、三十斤了。我想扫盲，把有限的一点文化还之人民。他们－来没有文化需求，二来也不相信我究竟有多少文化。美梦难以成真。

活路再苦，我也能坚持；文化生活的奇缺，却使我宁愿再回到饥饿世界。

那时，想看书没书看，我就写一些打油诗。写了半本，便念给桃花源的人听，什么“梵净山下清水流，黄家坝子跑野牛”，他们听了，一概木然。我心冷了，不辞而别，快到江口，一路上捡了些别人包糖包盐扔下的废旧报纸，我也全部贪婪地看个一字不漏。既然我从文写字的人生圆心已定，总得围绕它转个圈圈。我想，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以理想为圆心，以努力为半径。不过，我也对不起把我收留到盘溪口的德强道那几位老辈子。

后来，秀山县民政部门把我们在贵州的“盲流”请了几批回来，让我们参加茫磨电站、贵道溪水库水渠渡槽工程劳动。此时，我有机会接触《秀山报》的记者了。他们看在我1960年就当党报通讯员的份上，给我指导，使我第一次写出五千字的新闻稿，报上有了我的第一块“豆腐干”。报社副总编王奕才以文识人，后来成了我的新闻恩师。

我不久即回到家乡，办夜校初有所成，于是当了几年民办教师；虽然文化大革命叫我滚一身泥巴，但还能看书写字。改革开放让我任教，终于了却了我的一小半心愿。

临近退休那些年，我已开始“文化长征”，退休后一边搞关工委工作，－边写字，千回百折，一直没有找到通道。今年3月21日，我终于在上海文学论坛好心情原创文学网站注了册，然后倾泻热情于网站，奉上赤心以报答。从3月22日到4月9日，我在好心情网站一共发表了121篇短篇创作，并且在继续努力。

我爱写字，爱得发狂。爱从磨起，爱从悟起；狂自眼来，狂自心来。

怎能不爱呢？怎能不狂呢？因为我时刻关注着中华文化的弘扬，时刻关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奉献参与意识。

纵观中外历史，人们不难理解：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中国，却挨了109年的打。为什么呢？文化不敌武化。其实，武化也有文化的因素和成分，那就是科学技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催生了军事极品，也就有了血腥的侵略和掠夺，也就有了向全球渗透的资本，也就有了肆意摧毁、压迫没有军事极品保护的国家、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清末和民国时的中国，就是西方摧残和压迫的最大对象。所以说，西方的科学文化有其先进性，也有其血腥性，绝对不能说他们一切都好。

血腥，刺醒了一些中国人，他们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产生了资产阶级。可惜他们不行，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没有力量，他们的文化更没有力量。他们学西方，但学而不精，又不去发动群众，所以照样挨打。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接受、实践和发展了西方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虽然灿烂辉煌，但是也有不民主不科学等方面的糟粕，并不是一切都好、完美无缺。这些糟粕犹如绳索，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

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斩除这绳索，以应对、抵御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还要应对、抵御西方血腥文化的压迫。君不见西方的黄片无孔不入，更有美国一年一度的国防报告，一方面“捧杀”，一方面“吓杀”，两者之结合，就是对我们的诬蔑、恫吓和压迫。

为了应对和抵御，我挺胸握笔，纵然力道不大，也要抗争一二，也要奉陪一二。一人能有多大力量？但大家都来抗争，大家都来抵御，涓滴汇成大海，亿万人的力量就是任何异类力量也压迫不了、摧毁不了的。

我爱写字，爱得发狂。爱从责起，爱从道起；狂自史来，狂自今来。

怎能不爱呢？怎能不狂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了经验，从责任中洞察了未来。

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灿烂辉煌的文化，我们受惠实在够多够重。

而我们呢，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