婊子偏爱贞洁牌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了好几个题目。刚开始拟为《刁难的艺术》，觉得不好，然后改为《吃人的艺术》，仍然觉得不妥。最后，才改为现在这个题目——《婊子偏爱贞洁牌》。我认为，只有这个题目，才能够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插“敌人”心窝。

想起写这篇文章，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纯粹一时的气愤使然。

新房子一切手续都办完了，就等着贷款了。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人家告诉我，我的公积金关系还没转到现在任教的五香九年制学校，仍然在原来的单位。于是，拜托一位姓袁的朋友帮忙到原单位的会计那儿帮我把公积金关系转过来，然后把转移证据带回来。他到财务室找到会计，正好校长也在。会计说：“你先忙。我办好后去通知你。”于是，这位朋友便什么也没想，就忙着上课去了。结果，一连等了好几天，会计不但没有通知他，而且连面也见不到了。眼看贷款时间快到了，我打电话给会计，没想到会计大人理直气壮，牛B的很：“小袁他不来我办公室瞪着让我给办，我哪能记住呢？我一天这么忙。”您瞧瞧，这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却来了个倒打一耙。第二天，再给小袁打电话，小袁告诉我，会计仍然没来。给会计打电话，仍然是同样的说法。我又着急又气愤，但发作不得。没办法，只好陪着笑脸说好话。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拖，一直拖到了星期三。老婆一看我的公积金关系还不能转移过来，着急得课也没心情上了，让我再次给会计打电话。依然如故，会计还是同样的说辞。我说：“这下麻烦了！我明天就要办贷款呢。”会计也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我现在又不在学校。”“那你在哪呢？”我说，“不行我去你家找你。”会计重重的叹了口气说：“我在内蒙呢。”我一听，可真的急坏了，连忙问：“那你啥时候回来？”“这可说不准。”会计的一句话，使我的心凉透了。没办法，只好给老婆打电话。老婆说：“现在只能这样了，我下课后从平罗坐车去他家，送点东西，给他老婆好好说说，让回来后抓紧时间给办一下。”于是，老婆便买了一大堆东西，坐了二十公里的车到会计家。没想到，一进门，发现会计却卧在家里打麻将。

老婆回来后，带着一种办事成功的自豪感，可我却气得七窍生烟肝肠寸断差点当场毙命！第二天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个办事的姑娘奇怪地问：“怎么上面什么也没填写，就盖了两个章？”我有点尴尬，告诉她：“那个会计和我有点矛盾，成心刁难我，不给好好办。”姑娘一听，轻轻地笑了，很麻利地给我办好了，并指点我如何办理贷款——好漂亮好温柔好可爱的姑娘。

晚上，我气得没心思吃饭，家人劝我不要生气了。我说：“说实话，我只不过以前和他在一个学校，因为是同一个教研组，自认为关系不错，开了几次玩笑可能让他下不了台。但我也请他吃过饭，坐车也给他买过车票，而且，也不知给他帮过多少忙。春节前后，就我们几个初三教师在大雪天到野鬼也不愿去的学校给学生补课，真可谓同甘共苦。没想到，离开不到两年，他就翻脸不认人，千方百计地刁难我，还狠狠地宰了我一顿。这还不说，还摆出一副工作繁忙一心为公的嘴脸，却卧在家里享清福。”

老岳父不愧社会月历丰富。他说：“问题是，人家手里有点权利，就是要刁难人，要宰人吃人，虽然他只不过是屁大的一个小会计。现在的社会，手里有点权利的，有几个不是这样的呢？为这种人而生气，将来在社会上不知还要受多少气。”

一席话，说的我茅塞顿开。想一想，的确如此。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不吃人不宰人，不刁难人，办事利索，态度热情的，走遍天下能有几个呢？经常看电视看报纸、上网查资料，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给他们送礼送钱送车送房子送美女，归根结底，一方面是送礼者自身怀着龌龊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这些手握权利者百般推诿刁难，使得前来办事的人除了送礼之外别无他法。而收礼者还要摆出一副凛然正气的面孔，十分“生气”地让你把东西放下来，嘱咐你：“下次不可这样。”我们再看看，正是那些整天高喊党纪国法的人，却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任意蹂躏践踏党纪国法；正是那些到处宣扬，标榜自己代表民意的人，却在实际工作中随随便便地强奸民意；正是那些在大会上一再唾沫星子满天飞地强调要为人民服务的人，暗地里却时刻盘算着如何侵吞国家人民的财产，真正有人民要找他们办事，则摆起一副官老爷的架子，极尽刁难之能事，残酷压榨人民，欺凌弱势群体；正是那些表面上衣冠楚楚一本正经俨然一个正人君子的家伙，却在高档别墅里将那些出生于八十年代的、找不上工作的女大学生包养起来——据说，如今“情人”和“二奶”的说法已经不再时兴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女儿”——的确，“干女儿”这个说法显得堂而皇之，官员和富翁们出门游玩，参加社交，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干女儿”带在身边，夜深无人之际可以一解饥渴之苦又不被人发现（这一点，要比康熙皇帝高明得多了。据《康熙微服私访记》所演的故事情节，康熙微服私访时，寂寞难耐了，也只能像阿猫阿狗一样偷偷摸摸地去调戏民女。比起我们如今一些父母官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写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被中纪委抓起来的省级高干，就被传有多位“干女儿”，这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秘密”。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越是有钱的干部，表面上越要装得穷一些，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清廉。”的确如此，我们再回想一下，不知有多少高干，在职时候穿一般的衣服，饮食简谱，房子简陋。可是一旦被人揭发，清查财产，结果往往令人震惊，其家产何止是数以亿计！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洁牌。”二者真是太相似不过了。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满嘴的党纪国法，一肚子的蔑视法纪。满嘴的清正廉明，一肚子的贪污腐化。满嘴的服务人民，一肚子的轻贱民众。这类人，比起那些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却又不懂得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要可恶可憎，更可怕。因为，这类人，无论他们如何宰人吃人，轻易不会犯事，不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其狡猾奸诈，不亚于那些钻在树洞里的小毛虫。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抓树上的害虫。那些天牛盔甲坚硬，牛角细长细长的，尤其是那个锋锐的牛嘴，令人望而生畏。可是，所有害虫当中，最好对付的，就是天牛了。因为这些笨蛋就知道光天化日之下爬在树枝上树干上耀武扬威，我们只要拿来一根木棍，就能把它一棍子打下来。倒是那些钻在树干里面的小虫子，让人干着急没办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让人奇怪的是，既然是婊子，为什么不心安理得地当自己的婊子，偏要耍尽手腕给自己贴金，在自家门前立一块贞洁牌，捞名声，显美名呢？据我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品行卑劣，又怕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只好以“美名”来压住恶名；其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怕暴露，立一块贞洁牌来包住阴暗的屋子里那团恐怕要燃烧起来的火——总不能拿纸来包火吧！要知道，纸里包不住火的，而用一块铁做的贞洁牌挡在门口窗口，却能将火包得严严实实，任你外人有多聪明，也轻易发现不了屋子里的那团火。其三，抬高自己的声望，为以后继续干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做挡箭牌、设埋伏、铺路、奠基。

应该说，我们的党在整体上还是好样的，而且，党中央的政策也是英明的，深得民心——这一点，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是认可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法律，对待一般的贪官还可以，若论对付那些就像“婊子”和虫子一样的贪官，却往往显得软弱无能而又无可奈何。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敬爱的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指挥救灾，将电话摔在桌上，对着军队领导发火。据许多网友评论，温总理表面上是给军队领导发火，实际上是在痛骂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对这一点，我个人也是赞同的。呜呼，悲乎哀哉！堂堂大国之总理，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的七十岁老人，除了拿军队领导出气之外，毫无办法。人家个个都躲在贞洁牌后面，躲在深深的树洞里，连尾巴上的一根毛都没有露出来，怎么能抓得出来呢？

于是，就想起来我经常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情来：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们这些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大家认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特别纯洁，官场风气也是非常纯洁的，根本听不到有国家干部包二奶养情人。至于贪官，经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批准枪毙刘青山，经过三反五反，尤其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昂首挺胸地造那些大官僚的反，革他们的命，贪官，已经彻底从中国的红色大地上绝迹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也知道，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思想的确非常单纯，官场风气也十分纯正清廉。而现在，上至官场，下至民间，罪恶的、肮脏的、龌龊的事情太多。小小的村党支部书记贪污农民二十万毁田修路的补贴款，却只在看守所里待了一周时间就风光满面地出来了；小小的一个会计，让我在贷款之前焦头烂额头破血流；平罗第四小学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男孩，被人活生生掏去了心脏！——呜呼！流泪……

“中国，真的很有必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了。”当身边同样身为共产党员的朋友这样大发感慨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也知道，这是对现实气愤而又无奈之极所说的气话。但是，我的确想了很多很多。什么时候，中华大地上不再有肮脏的东西，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贞洁牌——一块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神圣而又荣光万丈的贞洁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