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自己一条“冷板凳”

五四时期的老一辈作家，学养深厚，令人神往。鲁迅、胡适等人不必说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诸君，也多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大量读书，不仅熟知汗牛充栋的中国典籍，而且精通一种或几种外文，能够直接阅读外国名著。他们集创作与翻译于一身，真可谓文采风流，星光灿烂。国家多难，30年代新兴的革命作家，及至稍后的延安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多数起自学生，正如孙犁所说的，他们“在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抛家弃室，奔赴抗日战场，都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国家民族当之无愧的精英。”民族灾难，无情地撕碎了他们“宁静致远”的学者专家梦。然而在全民族奋起自救的大熔炉里，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和才情经受了一次圣洁的洗礼和净化，他们融身于民族的抗争和崛起的洪流中，战斗的余暇，许多原本爱好文艺的革命者仍不忘拿起书本，拿起笔，为民族留下了一份份可歌可泣的记录。虽然，同五四时期的作家比，他们的学养无疑显得幼稚粗糙，但读书求知仍是他们战斗中的不懈追求，他们那“戎马书生”的身影，同样深受人们的仰慕。

中国的文学传统，因其现实主义的力量而独具魅力，尤其成为积极进取的青年人心中不熄的精神火光，激发着他们追求的热情，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作家毛志成先生说得好：“文墨业毕竟是一业，需要才情、才思，更需要才笔——扎实的文墨功夫。学起来，那难度不低于去搞学术。”他指出搞文学不同于玩麻将、玩酒色，光有小聪明式的“才子气”是远远不够的，“才气、智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绝对值的增长是以苦学为前提的。名不副实的才子，都可能有一段炫世之彩，但最终挺立起来的，又注定是具才子、君子、夫子品格学问的人物，古今通是。”

淡泊名利，求真务实应该是文学青年必不可少的品格，“坐冷板凳”则是一项必备的功夫。建国初，读书求知还是文学青年的一种自觉行为。已故老作家黄秋耘生前在一篇文章中谈到：50年代他在中国作协创办的《文艺学习》月刊工作时，收到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读者来信，要求编辑开列一批书目，以供他们选读，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自修，作为练习基本功的第一步。在何其芳的主持下，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集体讨论开列出了政治理论书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等156种书目。黄秋耘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书，那怕只读完了十分之一，也将是受益不浅的。

时代不同了，如今的文艺青年，已很少有好好读书的意愿，他们更多的是忙于社交应酬，花天酒地，忙于与编辑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功夫在诗外，我口吹我心”，“道德文章”，“这也说说，那也谈谈”，翻来覆去半桶水作响，“主旋律”不过是说自己无所不能，全能冠军。网络的风行，更为好大喜功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也一心以为想什么写什么上贴什么就都是“佳作”，其实别字病句连篇，令人不忍卒读，偶遭批评，暗翻白眼，人前称高明，背后骂孙子。钟敬文先生生前曾说：“‘一览众山小’，是成熟的学者的学问境界。”可是我们却在许多还说不上已出茅庐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境界”，岂不悲哉！

淡泊名利与求真务实是一对因果关系，从政从文，莫不适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是一对因果关系，一切“才子”，只要想在学问的领地里留下几个扎实的足迹，就逃避不了这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