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被“问责”干部复的四大理由

去年是个被问责干部的复出年，许多前两年被问责的干部都相继复出。曾被记大过处分的原国家质检局干部姚俊凯，去年４月升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因“三鹿”辞职的原国家质检局局长李长江，出任了全国“扫黄打非办”专职副组长，十一届政协港奥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于是又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有人把“问责制”讥为“蚊蛰制”；也有人从“问责制”本身的规定中找问题，说是《制度》第29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职的干部，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予以“适当安排”。因此问题出在了“适当安排”上。

对于这种现象，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我表态，我支持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理由如下：

首先说被问责的干部问的是什么责。干部被问责，问的是“领导责任”。“领导责任”不同于个人责任，只是一种象征。

因为我们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比如那个因“非典”辞职的“倒霉蛋儿”孟学农吧。“非典”的时候他刚刚当选为北京市市长，“非典”在北京闹欢了，当然有他的责任。但前面有一个背景人们不应该忘记，那就是“非典”还在广州的时候，对“非典”宣传报导有一种导向：没事，别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电视画面，记者拿着话筒问出租车上的乘客，怎么怎么没事，怎么怎么安全之类，显然当时上上下下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愿意让“非典”把全国搞乱，孟学农也只是这个意图的贯彻者之一。所以他承担的责任，是大家的责任，是共同责任。他只是在这个责任中占了一定的份额。人家既然为大家承担了责任，一人落难，大家都不管，这显然有失公道，有失天理良心。想起了《龙江颂》中的一句台词：“手心手背都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都是一个“集体”的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再如因“三鹿”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刚刚当了书记不久，暴发了“三鹿事件”，他不知前因，只尝后果，而原来真正“失察”而形成“三鹿”现象的领导却一点责任没有。这好像一场大的地震，地震前离开的，幸免于难；地震前赶来的，只能自认倒霉。当然社会的问题没有地震那么简单，许多问题的责任并不能说清。所以现任的责任一问到底，这样的结果只能让有更多或更大责任的人没事偷着乐。

不让他们复出，天理不公啊！

我的第二点理由是要看到中国干部的特点。我们的干部与外国的不同，都是万能干部。不信你看一看他们的简历，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什么都能领导。你再听听他们讲话，对着农业说农业，对着工业说工业，对着文艺说文艺，样样都能说一套，可谓一专多能。即使并不真正内行，也不要紧。因为我们有一句非常传统非常经典的格言：“外行领导内行是绝对的，内行领导内行是相对的。”这样领导的不行了，换成别一个行业让他去领导照样能行。比如那个李长江，检查产品质量不行，让他去检查人，任了“扫黄打非办”专职副组长，哪个“黄”，哪个“非”，没准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信你看着。

人才呀，能不用吗？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要看我们的干部体制特点。我们的干部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的，那就是“终身制”。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从什么时候已经废止了“干部终身制”吗？这是你的理解不对，我们废止的不是“干部终身制”，而是“职务终身制”。不错，我们确实规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但你不要以为这就是废止了“终身制”，因为这个职务的任期满了，可以去干别的，干党务的可以转政府，政府的可以转人大，转政协，事多着呢，但干部的身份不变。如果没有问题，职务和级别也只能升不能降。你看王君，李长江，都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级的人物。表面看来“委员”什么也不是，但正式的提法一定要把什么委员常委之类挂在前面，然后再说职务。由此就可看出身份的重要了，在同级的官员中，带着什么“委”的官员份量要大得多。“国家干部”嘛，他是国家的。所以尽管因一时一地被问责了一下，但他们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是黄金总会要发光的呀！

第四点理由是看我们国家干部的性质。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是永远不会变的。虽然他们也有很高的工资，但那是纳税人花钱雇的。而且这些公仆都长期工，可以因事停止具体职务，但不能随便把他开了。所以即使不安排工作，钱不能少挣。比如那个孟学农，两度丢官，今年任了中央工委副书记，但后面括号里还要加上“正部级”，意思是说，官是小点了，钱还不能少挣。即使不让他们复出，他们钱也不能少了，待遇不能低了，他们空下的位子，你还得花钱再雇别人，等于出了双份工资。这样一来，国家要增加多少行政经费，你算过吗？一定要体谅国家的困难。“精简机构”，从延安就开始了，到现在越简越臃肿，就仿佛人只吃东西不排泄，肚胀得厉害。再说了，那些能复出的官员，经济上可能还没查出多少问题，因此都是好官员，好干部，好公仆。至于有时可能干得不太好，将就点吧，换上谁又能保障干得好呢？

要知道，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为国家，也是为你自己省钱呢！

至于有人说，复出可以，但应该透明。这也不对研究干部任免的整改，是某级会议上定的，那属于国家机密，你管得着吗？

所以，对被问责官员做出“适当安排”，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下合人情，上合国情，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