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小步，民主一大步

前几天，我看到有一篇《这有什么奇怪吗？》的文章，说的是：“2002年，在印度商会成立大会上，印度政府的一位部长发言后，接下来是一位编辑发言，他一开口就声明不同意部长的观点，并加以批驳。这样的事情见了几次之后，袁南生先生就向朋友请教，印度朋友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奇怪吗？难道可以把你认为是红的东西说成白的吗？”这让作者陷入了困惑，说明了两国文化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又非常欣赏印度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如此风骨。他认为如果有哪个中国人像那位记者那样提问、那样处事，恐怕结果会不太好。这让我感到忧虑。

无独有偶。2010年3月6日的《参考消息》有一篇题为《中国记者变得“大胆”》，其文开头有：“中国记者是一些政委和宣传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西方受过培训的新一代中国记者开始打乱政府部门建立的秩序。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可感受到这一点。”而最后一段是：“此前，只有外国或香港的记者敢斗胆对中国官员提出令其难堪的问题。但中国新一代记者在提问的方式上开始变得大胆起来，提问变得更尖锐。这迫使回答也摆脱了传统的说教，尽管各种讲话仍然很夸张。”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尽管有些提法不敢苟同，但中国记者变得大胆一语，让我从忧虑而变得些许欣慰。

欣慰的是，如果这不是个例，是一种常态的话，这说明我们的国家能让记者提问的新闻氛围变得越来越宽松，记者可以自由表达，大胆提问了，而不必有所顾忌，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们的记者不管是在中国培训或是在外国培训都能够变得自信大胆了，这说明整个新闻行业的素养变得越来越好了；其三是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有关部门的回答再也不能敷衍了事，以后都必须认真做事，认真准备，认真回答。新闻舆论可以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在阳光下晾晒，不敢懈怠，更加勤政廉政，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这样的提问若不提倡，那倒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新闻行业应当与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进步，或者应当还要适当超前，这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前一篇文中还言：“如果在中国，这么一位编辑一定会说，刚才部长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一定要很好领会之类……这种文化本来就很浓厚，还不断有人在那里强化它。”如果不仅是一个记者，是一个单位，一个行业，都是看上级的脸色行事，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唯上不唯实，不能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对错误的东西直言批驳与进行修正，那才是真正的悲哀。但这不是现代文化，更不是先进文化，也不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不是当代西方推行强权政治为目的的已经完全变质、被彻底玷污的“民主”。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它蕴含的许多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借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成功，就有民主公平的理想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大众的因素，也是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之不懈奋斗的祟高理想。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无疑起着非常革命的、积极的进步作用。此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民主之澜》无疑是最好的诠释。而在当今我们建设文明、民主、富强的伟大事业，我们更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

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必须是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两者不可偏废。任何一方的进步都是政治文明的进步。我国的记者的进步当然离不开整个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而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必须依靠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进步。新闻行业之所以比太阳还要光辉，是因为国人在新闻记者身上寄托着厚望。我不是搞新闻的，也不知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什么？但凭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国人希望新闻工作者能秉公直言，针贬时弊，揭露弊政，激浊扬清，彰显公平正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需要转变几千年形成的心态，而且这一转变需要在一两代人之内完成。但并不需要十三亿人整齐划一的转变，只要是关健人群的转变就可以了。而新闻工作者应当是首当其冲。“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新闻记者应当成为促进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先锋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排头兵。新闻工作者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这副光荣而艰巨的责任。

我国的新闻记者今天进了一小步，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进了一大步。这虽然值得庆幸，但并未到让国人为此庆贺，而我愿首先为此鼓与呼。

中国的新闻记者，但愿进步得快些，需要加油啊！

2010年3月中旬作